於鐳：西方的“雙重標準”無處不在

在國際關係實踐中，一些西方國家在法律、人權等領域對其他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採取雙重標準，這種現象不止一次發生。筆者由於長期工作生活在西方國家，對此深有感觸。

某些西方國家的“雙標”實踐首先表現在政治領域。相當多發展中國家從國情考量，選擇了有別於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發展模式。這些國家因此受到西方國家的重點關注，成為“雙標”的主要受害者。不僅西方國家的政府機構、政客和名目繁多的非政府機構對這些國家予以批評攻擊，西方媒體上也充斥着妖魔化渲染。即便深受西式民主影響的新加坡作為發達國家，只因經濟發展模式和法律實踐有別於西方，就時常成為西方國家的指責對象。一些具有民族獨立和自覺意識的亞非拉國家更是成為西方“民主”“良政”和“法治”“雙標”的受害者。

西方的“雙標”還表現在國防和安全領域。美國是世界頭號軍事強國，年度軍費開支超過7000億美元。但當一些發展中國家加強國防建設以捍衞國家主權和合法利益時，以美國為首的某些西方國家便集體將“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的污水潑向這些國家。只許美國等西方國家持續增強軍力而不許其他國家加強自我防衞，便是西方的“安全公理和範式”。

西方的“雙標”也表現在經濟領域。西方國家給自己的經濟模式貼上“自由、公平、公正”的“華盛頓共識”標籤，而將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模式説成“經濟民族主義”“重商主義”。筆者曾多次在課堂和學術研討會上展示一些中國經濟發展的數據和理論分析，每次都毫無例外地引起學生和學者們的驚訝和興趣。筆者深知其然，因為西方主流媒體關於中國經濟的報道並不客觀，當中國經濟發展提速，西方媒體便渲染中國經濟“過熱”，隨時都有“失控”之虞;而當中國經濟減速時，它們又齊聲吶喊“中國經濟要崩潰了!”

西方的“雙標”還表現在文化領域。一些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設立文化傳播機構，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與發展。但若以為自己的文化高人一等而要求發展中國家全盤接受，那就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文主義。筆者不久前在某太平洋島國出席學術研討會時，親眼看到一位來自西方大國的學者態度倨傲地大談西方文化的優秀及其對島國現代化的巨大“貢獻”，但他的發言遭到現場不少島國學者的反駁。也有西方國家熱衷於在發展中國家輸出文化，但對發展中國家在西方設立文化機構則抱有強烈抵制和戒備心理，動輒指責對方輸出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另外，西方的“雙標”同樣會出現在有“象牙塔”之稱的學術領域。一位西方學者在課堂上分析歐洲學生與某大洲學生的表現差異時，竟公然暗示兩洲人種的智商差異是主要原因;而當其解釋歐洲與亞洲學生的表現差異時，則強調亞洲學生反覆地機械練習是主因。筆者在發表SSCI學術論文時也曾親身遭遇偏見。在經過數輪提問和答辯後，英國某著名學術刊物聘請的兩位審稿人表示同意筆者文章發表，但第三位審稿人在沒任何理由阻攔時，竟指責編輯部“像你們這樣的學術刊物為什麼一定要發表這樣觀點(有利於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文章？”

以上列舉的僅是筆者在西方工作生活時注意到的一些實證，相信有類似工作生活經歷的人還會舉出更多例證。我們之所以要對西方的“雙重標準”保持警惕和揭露，是因為它們無益於這個世界的交往溝通和共同進步。只有真正地摒棄這種“雙標”，國際社會和人類文明才會不斷取得進步。(作者是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