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智：民粹主義擋不住全球化4.0

“全球化4.0”這個概念，自今年年初召開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首次提出之後，近來引起了國際經濟界和知識界的廣泛關注及討論。以數字經濟和智能化生產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驅動全球化進程的發展範式變革。歷史發展經驗表明，技術變革對於全球化進程的發展發揮着基礎性驅動作用。

但與此同時，美英法等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卻構成了全球化進程的另一番景象。當全球化遇見民粹主義、開放遭遇壁壘之時，所有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對話”將會成為一個具有世界政治屬性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重新思考技術變革對於世界經濟運行過程可能產生的影響;重新思考世界主義經濟學與民族主義經濟學的再平衡問題;重新思考全球化範式變革和“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深層次博弈及對全球化進程的後續影響。

全球化與民粹主義之爭，本質上是“世界主義經濟學”與“民族主義經濟學”之爭。所謂世界主義經濟學，強調的是世界市場自由主義的普適性。而民粹主義政策實踐對應的是“民族主義經濟學”，民族主義經濟學與世界主義經濟學同樣源遠流長。

一直以來，發達國家是自由貿易導向全球化進程的首要推動者，它起源於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的發展和傳播。這種世界主義的源頭在西方國家，以歐美等歷史進程中的西方大國為主導。這種政策理念和實踐具有世界主義屬性，受到古典經濟學以來西方主流經濟理念的深遠影響。當前，在曾經驅動世界主義經濟學向前發展的西方大國集體掉隊的背景下，必將引發世界範圍內對於世界主義和國家(民族)主義的新反思。

民粹主義具有社會思潮屬性，這種思潮會傳染到世界其他地區。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一旦引發集體性反思，將會促使他們對世界主義經濟學的再認識。對於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經濟學的反思其實早已有之，德國民族經濟學家李斯特認為，國家政治的分割性與世界主義之間存在天然的利益背離，除非全球統一體能夠實現。兩個國家要實現完全對等的自由貿易，必須建立在相類似的生產能力基礎之上，否則必然出現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對另一個國家的生產剝奪。我們看到，世界經濟的發展現實愈發顯示出這一跡象，一些長期依靠出口本國比較優勢資源型初級產品的國家，往往容易受到“荷蘭病”困擾，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升級困難重重。2008年金融危機後，新興經濟體危機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產業體系競爭乏力的影響。

當前民粹主義興起的核心問題在於上一輪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不公平分配問題。在發達國家自身產業對外大規模轉移過程中，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後，其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最終形成了對政治層面的倒逼效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這種政策轉向的標誌性轉折點，發達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性優勢首次被顛覆，二者之間不再是“強”對“弱”的扶持或援助關係，而實質性地轉化為“競爭性”和“對等化”關係，並且這種趨向“對等化”的關係轉向具有歷史發展的單向度特徵。

以數字化和智能化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將給新一輪全球化進程帶來多元且複雜的影響。這種複雜性表現在分工範式轉變背景下，兩種經濟體之間的深度博弈及其對分配公平的影響。

一方面，數字經濟和智能化大發展背景下，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已不再構成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產業鏈的稟賦優勢。發達國家藉助自身技術競爭優勢、技術性壟斷甚至技術霸權，形成對發展中國家不對等的分工關係;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不斷擴展的消費市場將成為新資源稟賦，發達國家無法擺脱對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強的市場需求的依賴。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履行全球發展責任方面的能力滯後也將危及到發達國家利益，比如環境和氣候等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對於建立和維繫自身產業體系的認識比以往更為迫切。一些發展中國家會比發達國家更加強烈地感受到世界主義經濟學可能帶來的弊端。在政策實踐上將會採取更為保守的措施，並以這種保守化措施形成與發達國家保護主義之間的“對等”。更為重要的是，在以數字經濟和智能化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會更加意識到自身工業化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新產業的發展必須以傳統工業化進程為基礎，在缺乏有效參與國際分工抓手的基礎上，發展中國家無法實現數字經濟時代的“後發優勢”。因此也更需要一個免受外部衝擊的市場來保護和發展自身稚嫩的產業體系。

換言之，在新技術革命時代，發達國家民粹主義導向的保護主義會引發一些發展中國家更為深層次的保護主義。這種“對等化”的保護將是一個長期的利益博弈和政策對話過程。因此，所有的技術性壟斷和發達國家的自我市場保護終會形成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新的利益博弈關係，全球治理層面的深度博弈將不可避免。

與此同時，全球化的形式將會發生深刻變革。人們藉助智能手機等終端進行的數字化消費將超越傳統國家政策保護的能力範圍。此外，相鄰地區的區域化發展更具有趨勢化特徵，區域主義大發展將成為全球化4.0的伴生產物。以東盟為例，電商和物流的大發展所帶來的一體化效應甚至超越了任何政策層面的溝通和協調。區域內國家間不斷提升的相互依賴性將逐步改變傳統國際貿易結構，從太平洋一端到另一端的大規模、長距離貨物貿易將不再具有普遍性意義。未來全球化進程變革很可能是結構性的，更趨向於符合地理經濟學發展特徵的區域主義。儘管如此，我們仍需認識到，技術變革驅動全球化進程向前發展的歷史大勢不會改變。“利益相關方”的深度博弈將有助於優化全球層面的治理結構，驅動更長遠的全球化進程發展。(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