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中國社會在流動中融合

過年期間隨着外地媳婦回夫家、外地女婿回孃家，網上出現了一些對當地某些傳統習俗的吐槽，引起了網民的爭論。此後，更多所涉地區的年輕人則在網上講出自己的親身經歷，也道出了那些習俗其實已經是很局部和個體化的現象，很多東西都在隨着代際的更替和社會的發展而發生改變。

今天的中國堪稱是一個流動的中國。大致而言，流動中國主要有兩個階段：

第一是上世紀90年代的“民工潮”，這是一次純粹的人口學意義上的流動。確切地説，這一流動主要是服務於建立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因此，當時的流動具有極強的經濟意義，卻未必有社會和文化內涵。畢竟，第一代農民工雖處於流動狀態，卻極少有人想要融入城市，更談不上和來自不同地域的人相互融合。

第二是新世紀以來，以新生代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為主體的快速城市化階段。這個階段的人口流動，就不僅僅具有經濟含義，更是創造了以人口融合為特徵的新的社會和文化形態。

跨省婚姻的夫妻雙方因長期生活在城市，由於缺乏和對方父母長期生活的經歷，對對方從小生活的地域文化其實是缺乏深度體驗的。而過年恰恰又是文化的集中展現時期，對“外地人”的心理衝擊當然也就比較大。而這種局部的、特定時段的心理衝擊，在網絡上被“地圖炮”的情緒放大了，讓不少人忽視了在現實生活中，更多地區和更多人在文化融合方面的積極努力一面。

一方面，城市化已經成為最近20年農村發展的主線。和第一代農民工不一樣，新生代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不僅在城市就業，還力圖在城市安家。因此，城市成了社會融合的重要場景。作為一種有別於鄉村的社會體制，城市是高度理性化的，社會關係趨於冷漠，社會治理高度制度化，人口的異質性也較強。因此，它很適合那些暫時脱離農村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輕男女生活在一起。

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家庭內部都存在二元結構，即年輕人在城市務工，老年人和小孩在農村務農並完成家庭再生產，兩者缺一不可。如果説平時的空間隔離讓這種二元結構呈現物理隔離，那麼，過年這樣的特殊時間節點，則讓二元結構出現交匯和碰撞。這種交匯，不僅是人口學意義上的，更有社會和文化的複雜內涵。

問題在於，我們對文化衝突的體驗，大多隻是在過年等極為短暫的時間中有所體驗，而在一年四季的絕大多數時候，我們其實是在享受多種文化並存的好處的。即便有女性不上桌吃飯的“民俗”，它或許彰顯了男女不平等的傳統“價值”，但更多的是生活實踐的產物。一旦家庭小型化和男女在家務上的分工趨於模糊化，這種現象就極為少見了。這説明，哪怕是最為“傳統”的地方，也終究會適應現代社會。

中國文化歷來有“多元一體”的特徵，地域文化雖多，卻能融合為一體。這説明，中國文化本有其共同的內核。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社會將在人員的遷徙、流動中形成重組和再造，最終必然帶來文化大一統。只不過，這種大一統的文化，並不意味着哪一種文化模式的勝利，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對現代社會的適應。(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