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中美關係需開啓“再接觸”進程

第七輪中美高級別磋商本週將在華盛頓舉行，由於剛剛在北京結束的第六輪磋商“又取得了重要階段性進展”，所以外界對即將展開的新一輪磋商多了幾分期待。而且，就在劉鶴副總理率代表團赴美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接連發出推特，對當前中美貿易磋商取得的進展給出正面評價。應該看到，在中美關係面臨諸多複雜、嚴峻挑戰之際，中美經貿磋商取得的進展和兩國領導人的相關表態傳遞出了較為積極的信號。

美國三派勢力“交匯”

事實上，在今年1月下旬舉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通過視頻向參加會議的代表發表的一段講話就為中美關係中的這種積極變化做了“鋪墊”。除了對中美貿易談判的前景表示樂觀，他當時還表示，“有人説，我們兩國的大國衝突是避免不了的，我們不這麼看，我們將找到合作的地方。”

自2017年1月執政以來，特朗普政府就大力踐行“美國優先”政綱，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重心從“反恐”向“大國競爭”轉變。其採取以“壓制性回縮”為特徵的大戰略，將競爭理念逐步轉化為“競爭性戰略”。在此背景下，美國將中國視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戰略競爭對手，從調整兩國經貿關係着手，試圖形成新的“全政府”對華戰略。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擺出“全方位競爭”的架勢，體現在經貿關係、地緣政治、國際秩序、意識形態等多個層面，美方借“對等貿易”“印太戰略”“台灣牌”等加大對華壓制，並炒作中國在世界上輸出發展模式、打造所謂“鋭實力”。

實際上，美國對華戰略新一輪調整的背後，是多種主張對華強硬的勢力出現一定程度的“交匯”。

第一，是“里根主義派”。這一羣體具有較深的“反共”意識形態，崇尚帶領美國和西方國家贏得與蘇聯冷戰的里根總統，主張大力刺激美國經濟，提升美國軍事實力，敢於對戰略對手進行遏制，甚至不惜發動軍備競賽，力圖“以實力保和平”。代表性人物包括對特朗普頗具政策影響力的福克斯主持人肖恩·漢尼提等。

第二，是“民粹主義派”。以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芬·班農為代表的這一羣體斷言“中國已經走上謀取全球霸權的道路”，而“全球主義精英”卻與中國構成共謀關係，不願對華強硬。美國面對的是“儒家重商威權主義”帶來的“文明衝突”，各國民粹主義者應當聯手對抗中國。

第三，是“温和強硬派”。這一羣體認為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未能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負責任利益攸關方”，中國在經濟、南海、意識形態等問題上日益強勢。美國需要對中國進行反擊，採取“推回”策略，但要避免與中國陷入戰爭，並在相關問題上對華保持有限的合作。

“再接觸”是現實選擇

上述各派力量在處理對華關係的具體策略上雖然存在分歧，但都贊同美國應對自身的對華戰略作出深刻調整，採取切實舉措壓制中國崛起。很大程度上，美國對華戰略似乎正進入“後接觸”時代，中美關係面臨新一輪的艱難調適。對此，不少美國人士感慨道：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過去了。

筆者認為，這種“懷舊主義”其實面對中美當前的新格局已經無甚必要。當務之急是在更好地把握中美關係現實的基礎上，積極探索雙方實現“再接觸”的路徑和方式。

首先，“再接觸”意味着美國方面要重新審視對華“接觸”的目標，按照美國的偏好和模式改造中國顯然是不現實的，對此美方需有更加清醒的認識。

其次，“再接觸”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現實選擇，正如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詹姆斯·多賓所言，接觸和競爭仍然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美國的目標不應該是“讓中國出局”，而應該是成為更有活力、最好的自己。

再次，“再接觸”也是中美之外的大多數國家所希望的，這些國家既不想要“中美共治”，更不願陷入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困境。2018年11月，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曾直言，必須避免讓“對抗”來定義中美關係。

無疑，中美實現“再接觸”的前提是妥善處理兩國經貿摩擦，雙方不應錯失“90天談判”帶來的機遇，也要儘量避免受到某些意外事件的干擾。經貿摩擦不但使中國經濟受到影響，也對美國經濟造成越來越明顯的傷害。美國商會總裁多諾霍等人坦言，特朗普政府對華徵收懲罰性關税的真正承擔者是美國的進口商、企業和消費者，而不是中國。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對於中美“停戰”的預期正在升温。就在今年1月底，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哈西特稱，他相信美中雙方可以在3月1日之前達成貿易協議。花旗銀行之前發佈的一份報告也認為，2019年中美有望達成好於預期的貿易協議。

總之，在特朗普政府不斷強化對華施壓的情況下，一些美國戰略界人士已經意識到這種趨勢令人擔憂，兩國利益並非絕不相容，接觸和競爭也不是互斥的選擇。實際上，在種種挑戰的背後，一種事實上的中美“新型關係”正在形成之中，無論是妥善應對大國競爭，還是確保國際秩序的總體穩定，都迫切需要中美兩國以更大的戰略智慧開啓“再接觸”進程。(作者是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