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特朗普為何老想收盟友保護費

美國知名媒體近日傳出關於特朗普政府攤派海外駐軍費用的一則新消息，即華盛頓計劃迫使其盟國承擔美國在其盟國駐軍全部費用，而且還要額外支付“會員費”。這迅速引起人們對美國聯盟政策可能進行重大轉變的關注。那麼，我們對此事該如何看？

首先，分歧與爭吵始終存在，但最終不影響美國主導聯盟體系的總體完整性，這是美國與其盟國處理相互關係中持久存在的突出獨特現象。

歷史實踐表明，聯盟需要有明確的敵人，如果沒有，聯盟要麼瓦解，要麼削弱。面對蘇聯威脅，冷戰期間的美國與其盟國(主要是歐洲盟國)就“瓦解蘇聯還是與蘇聯建立穩定關係”存在諸多尖鋭分歧，但分歧並未導致聯盟分裂，而且其多以美國主張勝出告終。

冷戰結束以來，在長期缺乏足以凝聚眾多盟國的明確敵人的背景下，人們並不看好美國聯盟體系的未來。就聯盟費用分攤、聯盟核心功能、聯盟應用地理範圍等問題，美國與其盟國之間分歧十分深刻。然而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卻執拗地存在下來並不斷擴散。這既源於30年來美國不斷加大對聯盟的資金投入，更源於美國始終宣揚、不斷推動通過塑造“敵人”或製造危機方式一步一步強化聯盟功能。

可以預期，儘管特朗普給聯盟政策帶來了美國聯盟體系更為深層次的隔閡，但在不斷渲染和強化明確所謂“戰略對手威脅”的背景下，美國的盟國很大可能會在安全與繁榮的兩難之中選擇前者。這也意味着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出現一個根本性的削弱，但是瓦解的概率很低。

其次，特朗普政府以商人思維，“算計式”地強迫盟國增加國防開支或向美國“繳納保護費”，純粹就經濟而言看上去是“互惠”了，但安全關係的經濟化處理會導致嚴重後果。

一是其盟國自身與美國彼此利益界定的分歧會更為明顯，對美國領導地位質疑會增強，對美國的依附會降低，自身行動獨立性訴求會更為強烈。如第三國能夠智慧地化解美國執意掀起的挑戰，美國聯盟關係會因美國自行界定的“聚焦性敵人”無法在其盟國中得到認同，而使得聯盟自身變得更為鬆散和無力。

二是如大國地緣政治對抗迴歸，那麼美國與其盟國國防開支的整體攀升，會使得美國自身與其盟國戰力整體增強，使得美國在未來處理新挑戰中因獲得盟國有力援助而處於更有力的地位。因此，特朗普對聯盟政策的處理方式儘管遭到美國政策精英主流派強烈抨擊，但這些主流派並不反對推動盟國增加防務預算的立場。

再次，特朗普本人對聯盟之於美國重要性的理解，不同於其周邊充斥的新保守派顧問們，也不同於美國政策精英主流認識。

冷戰以來美國與其盟國共同參與或掀起的戰爭，損害了美國軟硬實力，加劇了美國國內深刻分裂，引發了美國民眾的普遍不滿。對與時代嚴重脱離和頑冥不化的美國政策精英主流派，相當數量美國民眾的鄙夷和不信任態度幾成趨勢，這也是特朗普勝選和執政以來特立獨行的底氣來源。

坦率地説，美國民眾自身感受的常識，要比美國政策精英主流派更真切地反映了美國合理的利益訴求,但他們在政策制定中的存在感卻是異常地微弱。以聯盟維繫霸權，導致美國失去了完善自身社會和制度的資源與機遇。如果美國喪失了為盟國提供安全公共產品的意願和足夠的資源，那麼其聯盟體系也就喪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基礎。特朗普本人大概對美國領導的聯盟是否強大並不關心，然而其周邊的顧問們則與其相反。後者更希望以製造大危機方式為美國聯盟體系“打雞血”，後者對美國聯盟政策的影響更具持久性。

第四，美國政策羣體中，少數有遠見的專家在冷戰結束之際曾提出建立一個“責任轉移給盟國和構建平等盟友關係”的政策建議，但數十年來美國外交實踐表明，美國依然走着不容忍挑戰者存在的霸權之路。

當前特朗普政府對聯盟體系的“算經濟賬”政策，未嘗不是對以往美國外交挫折的糾偏，但這種少數派觀點，在未來美國聯盟政策處理中成為政策主流的概率並不高。對外部世界的改造始終是美國外交的主軸，美國很難與外部世界建立持久協調的穩定關係，這是美國外交的傳統和底色。對聯盟體系的持續加強，合乎美國政策精英主流派對該國在世界中獨特定位與使命的判定。

第五，特朗普政府獨特的“聯盟觀”，也可説是當下美國內部政治與社會高度分裂狀態的反映。

美國的選舉政治已經極端化，民主與共和兩黨中推出的2020年總統候選人，很大可能都將會是各自黨內的極端派。這意味着如果競選失敗，特朗普對聯盟的現有政策，大概率會因民主黨人的勝選而出現走向另一極端的改變。儘管美國不會放棄其聯盟體系，但“拆前任、建己任”將會是未來至少兩到三任總統的執政特點，美國的聯盟政策將迎來一個左搖右擺、捉摸不定的時期。

可以説，特朗普政府的“聯盟觀”具有合理性，但其實施進程將受到美國政策精英主流派的強有力抵制，從而使其聯盟政策難具可持續性。(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