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歐洲若為產業政策正名，不是壞事

不少西方媒體最近都報道了歐盟正在重拾產業政策的消息，説歐盟趨向於接受法國建議，利用歐洲範圍內的產業政策重振歐盟工業，加強歐洲經濟復甦的基礎。

實際上，政府推出政策措施幫助本國行業企業發展的做法，在戰後初期的歐洲很常見，只是隨着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現象，這種干預漸趨消失了。現在法國提出這樣的建議，不僅符合它的歷史傳統，也表明它在尋找走出“大停滯”的出路。很長時間以來，法國一直被英美輿論諷刺為“失敗的工業化國家”，認為它過去的產業政策不成功。但正是這個“不成功”的工業化國家，在二戰結束後的二三十年裏靠着產業政策迅速成為許多工業領域的全球領先國家。

在“戴高樂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指導下，法國從上世紀60年代起由政府出面，選擇一些值得突破的技術領域，政府補貼企業搞研發或乾脆成立國有企業，瞄準幾個領域猛幹。法國財政部為政府選定的產業提供貸款利率補貼。換句話説，開發受政府鼓勵的技術，企業只需支付貸款本錢，利息則由財政部的公共支出負責。這種產業政策被稱為“空檔政策”，用的那個法語詞是古代城堡上放箭用的城垛。“空檔政策”很快取得巨大進展，20世紀70年代，法國成功研製出了高鐵、民用核能電站、航天、航空等領域的新技術，在發達國家中獨樹一幟。其實，連後來風靡全球的互聯網技術靠的也是由法國電信公司最先開發出來的光纖傳輸數據技術。

其實，法國並不是唯一靠產業政策率先收穫眾多先進技術的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剛開始時，產業政策就是歐洲國家及後來加入工業化的美國經常使用的法寶。19世紀，貿易保護主義尚未成為“過街老鼠”，英國、法國、德國及美國都是靠保護主義和產業政策來保護和推動本國工業產業發展。

比如，英國的產業政策首先是保護自己的紡織工業不受外來產品衝擊。光榮革命後，英國完全停止進口法國和荷蘭的毛紡織品，並在1699年通過《羊毛法案》，保護本土紡織業。1700年，英國議會又立法禁止從印度進口棉織品。即便到1812年，英國還對從印度進口的布徵收高達71.7%的進口税。如果英國允許印度的棉、絲織品自由輸入英國，那麼英國的棉紡業和絲織業會馬上垮台。不少英國經濟史學者都曾指出，都鐸王朝時期的產業政策才是英國崛起的真正秘密。至於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鼓吹的比較優勢理論，那只是英國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後“發明”的一套説法，希望以此説服其他歐洲國家不再用產業政策扶植本國工業企業與英國競爭。

德國更是如此。為了保護自己的市場，普魯士挑頭建立德意志關税同盟，實行高關税政策將英國和法國的工業品擋在各德意志公國之外，再興辦一些國有企業，並資助私營企業發展國家希望發展的產業。正是政府產業政策的積極干預，創造了德意志諸公國的奇蹟。1830年，德意志諸國工業人口占比不足3%，依舊是農業為主，而到了1870年，德意志諸公國的煤產量已達3400萬噸，生鐵產量139萬噸，鐵路線長18876公里。德意志各國的工業一舉超越法國，總產值佔世界工業總產值的13.2%，這也奠定了普魯士在1871年普法戰爭中取勝的物質基礎。普魯士戰勝法國後，把各德意志公國統一起來，成立了德意志帝國。

在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的一百多年時間裏，美國實行了前所未有的高關税政策。正是在高關税保護下，美國從一個種植棉花、茶葉、糧食，出售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以及生產一些紡織品的不發達國家，一舉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到一戰前夕，美國的工業產量已居世界首位，佔全球工業總產量的32%。有學者指出：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美國國會中那些旨在保護美國新興產業、成長期工業以及弱小工業的政治勢力常常獲得勝利。因此美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在產業政策和關税保護中步入成年期的。

當西方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後，它們反過來開始遊説其他國家放棄使用產業政策。但從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直到70年代，凱恩斯主義鼓吹的國家干預仍是西方各國政府篤信的靈丹妙藥，政府通過產業政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還是西方國家常用的手段。上世紀8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國家的顯學，“市場原教旨主義”把國家干預主義鞭笞得體無完膚，產業政策也隨之被經濟學和政府決策部門掃地出門。

這些理論上的“革命”雖然對金融自由化有利，但卻間接造成西方國家工業的“空洞化”和社會分配的兩極化。最近一些年來，新興經濟體異軍突起，強勁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工業化突飛猛進的發展，而背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也吸引了工業衰落的發達國家的注意。於是，它們加強了對新興經濟體使用產業政策的批判，甚至在世貿組織里指責新興經濟體的產業政策是國家干預主義，違反自由貿易原則。它們還指責新興經濟體有國有企業，等等。這些健忘的國家，甚至忘記了它們本身發展的歷史。

還好，當這些先發國家怎麼也走不出當前的這場“大停滯”後，它們不得不又重拾產業政策這一武器，以期重振本國工業。其實，新興經濟體國家不懼怕發達國家重返產業政策的老路，它們只要求正常的競爭和公正的待遇。如果發達國家能重新為產業政策正名，對依靠產業政策迅速發展起來的新興國家來説，也未必是壞事。(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億陽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