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切實引導好網絡就業人羣

隨着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其對社會的影響力日益增加。截至2018年12月，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59.6%，已經成為社會的基礎平台。互聯網+各個行業也已蔚然成風。2018年，互聯網市場迅速下沉，形成“拼多多、快手、水滴籌、趣頭條”的“小鎮青年”四大利器。互聯網的種種特徵中，對就業影響較大的有兩點：平台型經濟以及智能推薦與適配。

首先是基礎平台上的廣泛就業。比如電子商務平台帶動無數電商廠商和快遞從業者進入。這個量級已達到數千萬人。電商向微信延伸後，整個電商、微商所涉人口數量加起來已超過1億。

目前各類網站的自媒體賬號總量已超過500萬，新媒體從業者數量大約超過1000萬。直播平台中，“陌陌”一年的收入中有一半是和網友進行分成的。在短視頻和直播平台中，來自農村地區的博主接受全球各地網友的打賞，可以認為是一種互聯網時代的轉移支付，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效率非常高的扶貧助困。

另外，消費互聯網、產業互聯網、出行互聯網、服務互聯網所涉及的專、兼職人數也極其龐大，滴滴司機數量已超過2000萬。

如此龐大的從業羣體，在中國總就業人口中所佔比例不小。我們認為全職兼職合計佔比肯定超過互聯網相關的總人口的兩成。如果光看兼職人口數量，其數量不少於一億。

這1億人口的特點，首先是非常年輕，其中有超過一半的“95”後女生第一選擇是當“網紅”，其收入來源很大程度上來自互聯網經濟的活躍度，她們也是中國消費意願增長最明顯的一個羣體。

其次，這部分人對收入變動比較敏感。有相當多的人處在職業轉換期，或補貼家用，或歷練能力，或開拓視野，或尋找夢想。有一部分人處在經濟困頓邊緣，如果網絡經濟調控不當，將會影響到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羣的收入。最近“熊貓”直播平台倒閉，部分博主表示“壓力山大”。這些網絡失業人口很自然的需要在網絡中發聲，也很有可能會進行網絡動員。如果無法解決他們的網絡就業問題，就會形成對傳統社會的現實壓力。

再次是網絡成癮症問題，一個人由傳統生活模式轉換為互聯網生活模式難度不大，由互聯網生活模式轉變為傳統模式難。這種對網絡就業的依賴有點類似於成癮症。當網民的主要時間消耗在網絡中，收入主要來自網絡的時候，不可避免就會對網絡產生極其強烈的依賴症。這種依賴症反過來會使得網民認為網絡的存在是一種必然，某個應用的存在也是天然形成的。一旦有關部門對網絡經濟調控不到位，或者互聯網公司自身泡沫破滅，使得某個APP關停破產，成癮者突然面臨空檔期，很可能因情緒變化訴諸非理性行為，造成社會不穩定，這也是去年以來，多類互聯網平台所引發的網絡輿論和亞文化衝突爆發的原因之一。

未來社會，網絡化程度越來越高，網絡就業程度將大幅度增加。要認真防範網絡就業的負面效應，積極發揮其正向作用，需要加強相關建設：首先，既要鼓勵網絡就業和平台發展，又要防止平台過度盤剝勞動者。税收上明確其邊界，儘可能在法律上減免，以避免人人違法的尷尬。其次，對網絡成癮症，需要統計哪些APP具備過長時間消耗的特徵，並進一步要求運營方對相關APP對使用者的使用時長嚴格做出限時和提醒。此外，凡是這類成癮型APP如果發生危機，要支持用户自主自願地轉移到相近的就業平台。在網絡治理和服務中，要把網絡就業作為一項重要的指標。提出全新的網絡就業指標體系，引領世界就業浪潮，同時鼓勵全球各類勞動人口利用網絡參與中國的就業市場。在國家風險分析中，要把對網絡就業人羣的深度分析放在重要地位。此外，我們還要注意防止未成年人進入網絡就業市場，以法律禁絕網絡童工。(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