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立：再説減税，有百利而無一害

【編者按】2019年的全國“兩會”3月3日在北京召開。五年前，在2014年“兩會”召開之際，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專家學者共同策劃了“兩會筆談”欄目，引發社會的高度關注和熱烈反響，併成為每年“兩會”期間延續至今的品牌欄目。自2018年來，環球網連續兩年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合作，開闢專題“北大經濟學院專家學者筆談全國兩會”(2019年專題鏈接：http://finance.huanqiu.com/special/2019cjlh/index.html )。正如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孫祁祥在序言“世界離不開我們”(世界離不開我們——北大經濟學院專家學者筆談2019年全國“兩會”序鏈接：http://finance.huanqiu.com/hqsl/2019-03/14462977.html )所説，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面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希望通過北大經濟學院“兩會”專家學者筆談這個平台，共同探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熱點與難點，為國家經濟發展與制度創新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簡介：錢立([email protected])，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財政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學理論、經濟思想史、財政税收等，主要開設的課程有，公共經濟學、人類行動學原理(經濟學部分)、美國税收制度等。

減税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今年的減税目標，這是大好事。我在前年的兩會筆談中已經就減税問題做過闡述，鑑於其具有的重要意義，本文想就此問題做進一步評論。

我們應該熟知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一個專業化和分工發達的經濟中，收入都是由勞動者、要素所有者和企業家在分工合作為最終消費者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中所創造，政府並不創造收入，而政府税收是對上述各生產主體在生產過程中按照市場交換法則獲得的收入的徵收而獲得。政府徵税越多，各生產主體所剩餘的收入就越少。

當人們的收入減少時，這種減少一般來説都會分配到他們對消費和投資的減少中去。當然，每個人在這兩方面的減少的比例不盡相同，是因人而異的。

消費需求的減少直接壓縮和抑制了人們從本來想要購買的消費品直至其一系列的生產它們的上游資本品的需求的減少。要素所有者和企業家所獲報酬和利潤的減少，又直接導致了相關行業一些企業的退出或者壓縮生產規模，直接效應是引起對勞動力等要素的需求下降，增加了社會就業壓力，同時導致各環節供給的下降。

因此，當人們的收入下降，最基本的效應就是無論從需求側看還是從供給側看，都會使得由消費品開始帶動的整個上游產業鏈上的產品的量減價升。

減税的規模才是重要而有意義的

減税，就是將本該屬於生產者所得的收入儘量還給他們，這必將有利於經濟朝向增長方向的發展。一個個微觀產品、產業鏈的持續良性發展，加總之後才會有宏觀經濟的靚麗表現。

接下來我想糾正一些哪怕是在財政專家中都普遍存在着的對税收負擔的誤解，即以為對企業繳納的税種的減税(如企業所得税、增值税、營業税以及各種税費等)，就是隻減輕了企業負擔;若是降低了個人所得税，就是對個人減輕負擔了。這種誤解源自於流行的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不正確。

其實，經濟和市場的各部分和各環節是緊密聯繫的，是相互傳導的。所以説，對企業負擔的税負的減輕，通過這種傳導機制，實際上會惠及很多人，即會令很多人的收入下降得少一些。個人所得税的減少，同樣會通過人們收入下降的減少，而惠及對相應消費產品及其產業鏈中資本品需求的增加、投資的增加、企業利潤的增加，以及使得相應的企業獲得壯大的機會。

因此從哪裏開始減税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要實實在在地實行減税，減税的規模才是重要而有意義的。

將社會的經濟資源配置到最佳狀態

以上簡要説明了減税將導致人們收入的上升，這必然會釋放經濟的潛能，使得經濟向着增長的方向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但減税要能發揮其應有的功用，其根本還在於有政府壓縮其本身開支的配合，這才可能使得政府所支配的經濟資源儘量地回到居民個人的手中，發揮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強大功能。

若政府不能相應地大力壓縮政府開支，政府支出依然居高不下，甚至節節攀升，那麼所謂減税所希冀達到的目標就不過是海市蜃樓。因為政府支出的結果必然要與它所擁有的收入相匹配。如果一方面是減税，而另一方面政府支出不做改變，那麼收支之差就必然會通過別的方式加以解決。

最常見的手段就是政府債務規模的擴大和多印貨幣的方式，也就是通過未來增税和人們手中貨幣的貶值的方式來實現，那麼當前的減税就只不過是虛幻的、而不具有真實性的作用了。

很多人會認為，壓縮政府公共開支，會導致許多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下降，進而降低中低收入人口、尤其是貧困人口的社會福利水平，從而擴大貧富差距，加劇社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其實這些擔憂幾乎都是以不正確的經濟理論作為依據的。

我們必須謹記，在任何一個時點上，我們所稱之為經濟資源的總量都是給定的，你用它做這件事，就需要放棄它所能夠做的那件事。每個人及其加總的經濟活動，所做的就是怎樣最有效地利用這些資源。

那麼怎樣做才會是最有效的呢?經濟學理論已經雄辯地證明了，只有在充分保護每個人所具有的財產權利的制度下，每個人無論是在消費行為、還是在投資、生產行為的過程中，運用自己擁有的有限財富進行自主選擇，才能將社會的經濟資源配置到最佳狀態。

現在所流行的應由政府對教育、醫療、許多基礎性設施進行提供的觀念，實際上沒有真正理解這些行業的產品和服務，從本質上看，與其它許許多多產品相比，其經濟意義沒有根本區別，也是完全可以由市場提供的。我們每個人對市場化程度高的領域的產品和服務都有切身體會，就是這些領域的生產者總是想着法去追蹤和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消費者用手中的貨幣選票指示着自己的偏好，生產者則為了自己能獲取利潤而千方百計地幫助消費者滿足其願望。

而一旦某領域為政府所過度管制甚至是壟斷，政府就會因為各種原因使其所從事的經濟活動偏離多樣性消費者的需要，從而使得資源配置成為低效率甚至無效率的配置。讓那些當前還基本由政府提供(通過國有制企業)或者政府嚴格管控的行業逐步交由市場去解決，我們必將收穫越來越豐富、多樣、更能滿足不同消費者偏好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等產品和服務。

真正的市場經濟同時也是共享型經濟

真正的市場經濟同時也是分享型經濟和共享型經濟。中低收入者參加到市場的生產性活動中，他們會按照他們在創造價值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獲得他們應有的那份收入，這是他們直接受益的一面。除了他們從直接收入中獲得的利益外，經濟中還存在着廣泛的外部性作用。

例如，我們每個人都從前人和同時代的同胞們的投資所積累的資本中獲取額外的好處。因為正是資本的積累和增值，才使得每個人的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並從付出的同等勞動中獲取更高的收入。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中低收入者會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因此，無論何人想要不斷地提高收入，唯有加入到市場的分工體系之中，別無其它的捷徑。

減税和壓縮政府開支同時能夠極大地促進政府的精簡化改革，與國務院堅持不懈狠抓的審批制度改革相協調，提高行政效率，把許多本應通過市場競爭去做的事交由市場去做，真正做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綜上所述，我認為當下中央政府所提出的減税任務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只是希望這種改革能夠排除萬難而落到實處，並能夠朝着這個方向持續下去，使之成為保護民眾財產權、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