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高寒凝：“粉絲經濟”亂象須因勢利導

近期，韓國偶像團體BIGBANG前成員勝利持股的夜店，因被曝光牽涉施暴、性侵、轉售毒品等，重創了“韓流”形象。作為韓國娛樂業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也是受其影響最大的“學生”，中國的粉絲偶像文娛工業，在過去10多年來的高歌猛進背後，也存在諸多問題，同樣有必要做出深入反思，及時加以糾正和引導。

早在2005年前後，日韓兩國因領土問題交惡，幾大韓國娛樂公司不得不撤出日本，轉而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來開發、培育。由於新世紀初互聯網在全國範圍的迅速普及，韓國娛樂公司將其成熟的粉絲管理經驗引入中國。經過十餘年的發展，中國本土的粉絲經濟在不知不覺間日漸崛起，粉絲羣體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強，話語權越來越大。除了常規的追星活動，粉絲在網絡上組織了無數個應援站(通過網絡聚集的特定粉絲羣體)，深度參與到明星形象運營的商業活動之中。在新的粉絲文化結構下，明星和粉絲結成了一榮俱榮的利益情感共同體。前者需要流量數據來證明自己的商業價值，從而獲得更多參加演藝活動的機會;而後者為了讓自己心儀的明星持續走紅，創作更多被他們喜愛的作品，而使盡渾身解數為其沖銷量、刷票房、造聲勢，提高市場指標。青少年粉絲在追星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就感和自我認同感，參與到明星工作、生活中的慾望進一步膨脹，他們的狂熱也極易被利用。

粉絲們通過百度貼吧、微博社區、微信羣等聚集起來，圍繞一個或者數個“站子”(應援站)結成看似鬆散，實際上是分工明確、很有效率的羣體，其影響力、輻射範圍和監管難度，顯然不是傳統歌迷會、影迷會式的區域性線下粉絲團體所組織的小規模應援活動可以比擬。這些應援團如果發現有針對偶像的不利言論：比較初級的做法，是由“站子”負責人帶着部分粉絲，成百上千甚至上萬人去稀釋不利於偶像的言論，進而影響或扭轉輿論(其中也不乏謾罵、攻擊、侮辱);高級一些的做法，是通過正面新聞或為偶像找理由開脱粉飾，有意識的引導輿論方向。這就是所謂“控評”。

除了控評，還有形形色色的“集資”，這通常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包含實物回報的，例如出售專輯、電影票或製作販賣手機殼、照片冊等周邊商品，將所得利潤用於支持偶像的相關活動;第二類集資則並不提供實物回報，但承諾將募得資金用於支持偶像的相關活動，例如選秀投票、向偶像贈送禮物等;第三類便是以支持偶像為名義籌集資金，承諾提供若干實物或非實物回報，卻並不兑現的詐騙行為。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集資往往因存在太多漏洞而屢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例如2016年，就有中國粉絲在百度貼吧等網絡社區籌集數百萬元人民幣，用於為日本某偶像團體成員投票，然而最終投票結果卻與所籌款項存在較大出入，組織者被懷疑侵吞票款。而在去年的某粉絲偶像類網絡選秀綜藝中，某選手的粉絲通過第三方眾籌集資網站，籌得了總額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資金，其中直接用於購買相關視頻網站會員進行投票的款項，卻僅僅只能提供出數額約十餘萬元人民幣的票據。類似的案例近年來數不勝數，涉及金額或大或小，一些案例雖也引發了一定的關注，卻多半不了了之，受害者的經濟損失也很難追回。

今天，我們往深層次審視粉絲偶像文化的產生與成長，應注意到“追星”是年輕人文化娛樂訴求的必然產物，也與這一代年輕人在城市化流動性加大、傳統家庭結構解體、人際關係疏離、網絡“羣體性孤獨”中渴望陪伴的心理要求相伴生。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粉絲文化，是對當下網絡文藝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會治理提出的一個重要挑戰。從引導偶像崇拜行為、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價值觀的考慮出發，要幫助他們認識到，作為個體不能永遠停留在青春期，要不斷精神成長，對自己的“愛豆”有所辨析，不要把偶像當做精神圖騰。同時粉絲偶像也要規範自身的各項行為表現，不要擾亂市場秩序，衝擊主流價值觀。

由於粉絲經濟早已超越了傳統明星的演藝活動範疇，使遵循傳統分業管理原則的相關政府機構，在監管和執法上，很難做到有的放矢，有關部門理應儘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對粉絲應援中可能存在的詐騙行為，給出具體的懲治依據和條例，並向受害粉絲尤其是未成年粉絲，提供清晰明確的維權、舉報路徑和必要的法律保護和援助。我們應更深刻地理解當前粉絲羣體的情感結構、文化經驗和自我認知的結構性變化，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資本對粉絲文化的投機、利用、操縱。(作者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