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國壓制華為出於私心和錯誤認知

自去年至今，美國政府綜合運用司法、金融以及外交等方式，打壓甚至是絞殺華為公司的做法，已經引發了世界廣泛的關注。但是各方，尤其是中國，都非常困惑於一個問題：華為究竟和美國有哪些不可化解的矛盾，使得這家民營的中國企業，居然被建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威脅？

概而言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持續保持冷戰思維，以極端自私的自我中心主義的框架去認識和理解自身的國家利益，並使用了教科書般經典的錯誤認知框架，去認識、分析和理解華為公司，最終導致了極具戲劇性且突破常人心理底線的鬧劇的上演。

第一，以冷戰思維看待中美關係，導致美國從戰略上將華為定義為自身面臨的戰略威脅。從商業角度看，作為一家生產銷售通信設備的中國民營企業，至2018年，華為已經與全球50家頂級運營商中的45家建立了合作伙伴關係，服務着全球40%以上的人口。根據歐洲電信標準化協會公佈的關於全球5G標準核心專利數量的排名，華為以1970件5G專利排名全球第一，不僅在數量上超過了曾經的巨頭諾基亞和愛立信，在技術應用本身也超過了這兩家，成為全球首家能夠完整提供系統的5G商業解決方案的企業。這一切是在短短30多年的時間裏取得的，也是華為作為一家中國企業，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總體進程取得的。

但是，在美國眼裏，這就是一種威脅，是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戰略威脅和挑戰的具象化體現。在美國的世界觀中，這個世界是一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世界，美國的利益，源自美國成為世界的霸主，其基本邏輯是：憑藉技術領先優勢，形成優勢產業;憑藉產業優勢，獲得領先於其他國家的經濟優勢;將經濟優勢轉化為金融優勢，構建並持續鞏固美國的金融霸權。這一切，面臨着來自中國的挑戰。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目標也很清楚，那就是要求中國成為美國獲取超額利潤的穩定來源，中國如果不願意接受這個定位，乖乖地為美國輸血，那對美國就是一個威脅，必須要加以制衡，要用各種方式，消除來自中國的威脅。而華為在此過程中，首當其衝。

第二，極端自我中心的國家利益觀，導致美國不願意面對公開公平的競爭環境。作為一個強調個人主義的國家，美國的精英階層在定義“國家利益”時，充滿了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自我中心主義”傾向，這種傾向用比較文雅的方式來説，就是所謂的多重標準、自戀，或者用學理化的名稱，即“美國例外論”。

當然有人會不同意，因為美國是一個“非常注重規則”的國家。沒錯，美國也時常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掛在嘴邊，並將華為公司、空中客車，或者中國、德國等看作是對秩序的挑戰者。但是，美國只是將規則看作是捍衞國家利益的一種工具，凡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就要遵守;反之，美國不介意摧毀或者搞一套新規則。對美國來説，當出現了不符合預期的結果，比如華為公司持續不斷在通信產業中取得成功，那麼美國就會認為，這些行為體必然是違反了規則的，因為當初設計規則的美國，從來沒有留下過這樣的可能性。這種極端自我中心的國家利益觀支配下形成政策選擇，就是對華為的無節制、無底線、無限制的打壓。

第三，限於認知相符和一廂情願的錯誤認知，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對華為和中國的戰略焦慮以及打壓。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傑維斯曾系統闡述了認知相符、選擇性學習以及一廂情願等三種經典的錯誤認知，基於這些錯誤認知，決策者會形成錯誤的知識，並在此基礎上採取錯誤的行動。在對待華為和中國的問題上，美國表現出了教科書般經典的錯誤認知：美國將自己對所謂共產主義國家的刻板印象和美式政企關係相結合，形成了所謂華為必然與中國政府合作，在產業和安全兩個領域構成美國面臨的威脅的錯誤結論。

一如此前所説的，華為的成長史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的縮影，而現在面臨這樣一個焦慮到有些失措的美國，華為已經開始採取包括司法救濟在內的各種方式，予以反擊。這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畢竟美國是一個對實力非常敏感的國家，並且也有足夠的理性，根據實力對比的精妙變化，去調整自己行為邏輯的理智程度。

無論是華為，還是整個中國，面對這樣一個因為加速滑向絕對衰落階段的霸權，都必然也只能選擇鬥爭，這種鬥爭不是蠻幹，是實質性進入國際舞台中心區後面臨考驗的一種具體、形象而真實地展現。從整個過程來看，從學習、理解和接受國際規則，注重與國際接軌，用國際標準去調整自身的行為，到重新發現國家利益與國際規則的關係，認真體驗超級大國將國家利益上升為國際規則，並對新興大國實施系統壓制的微妙實踐，再到嘗試從自發到自覺的反擊，對自身利益的合理保護，以及最終實現將自身的訴求和目標上升為新的國際規則，是華為，也是中國必然要完成的歷史使命。

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為了實現偉大夢想，要進行偉大斗爭。美國對華為的絞殺與纏鬥，是這種鬥爭複雜性和必然性的體現。迎接偉大斗爭的前提，是放棄這樣一種錯誤認知：世界，尤其是曾經主導建立當前國際體系的歐美髮達國家，會張開雙臂歡迎中國以遵循遊戲規則的崛起，進入國際舞台中央，分享應有的利益。這種歡迎是不存在的，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經濟，甚至是在文化等諸多不同的領域，這種歡迎都是不存在的。從本源上來説，構建這種歡迎新來者的假象，符合歐美髮達國家的需求，因為這會有效規訓和化解可能的反抗者，並提供一個持續不斷追求的虛假目標。這種遊戲在中國出現之前，基本沒有遭遇實質性的挑戰和考驗，很少有國際體系新來者能夠迫近規則的極限，因為這種規則的設計者基本是遵循“無人能夠達到”的構想來制定規則的。就此而言，無論華為，乃至中國，最大的共性就是取得了無人能預期到的成就，也因此面臨如何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有效保護自身合法收益的共同任務。

作為新來者，放棄幻想，僅僅是進行偉大斗爭的第一步。一如總書記所説的，還要增強鬥爭本領。而時間將繼續證明，站在歷史正確一側的中國，以及華為，將創造更多的奇蹟，迎接勝利的明天。(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