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天來：政體移植讓拉美結出苦果

21日，卸任總統職位不足3個月的巴西前總統特梅爾因涉嫌收受賄賂，被聯邦最高法院批准逮捕入獄。

特梅爾的入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自代替“巴西鐵娘子”羅塞夫就任總統兩年多以來，特梅爾已經卷入10宗刑事案件，被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包括洗錢、收受賄賂、索賄、集團犯罪等，其中5個案件是在2019年之前也即特梅爾在任總統職位之時被指控的，只不過其在任時享有特權而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

巴西自1822年脱離原宗主國葡萄牙獨立以來，一直向歐洲看齊，無論是政治體制還是法律制度，抑或意識形態等，都以西方國家為師。20世紀隨着北美特別是美國的崛起，又向美國看齊。巴西的政治制度，比如聯邦制、共和制、總統制;巴西的法律制度，比如《憲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訴訟法等，無不深深刻着西歐和北美國家的烙印。據此，貌似可以“順理成章”地推斷出，西方國家在國家治理、政治運作、反腐制度等方面的經驗理應在大規模、深層次的學習與移植中，在巴西結出同樣的果實。然而，與巴西石油公司相關的大規模腐敗案件爆發、盧拉與特梅爾兩任總統先後因被控貪腐入獄、大範圍牽涉其中的巴西高層等，無疑以事實證明，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落地巴西后效果並不理想。

由於巴西政治體制混雜着美歐兩種制度特點，這樣源於西方卻比西方更為複雜的制度，讓憲法和法律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政壇左右勢力纏鬥，庇護主義盛行。再加上素來的政壇特色——“桌底下的交易”，左右翼都想放大對方的貪腐罪行，利用這場史上少見的反腐風暴致對方於死地。巴西目前的經濟結構轉型任務艱鉅，迫切需要各派力量放下一黨之私，穩定政治環境，但由於政客專注於內鬥，政治改革進程滯後，既無法專注於經濟轉型，也不能反映中產階層的新訴求。

目光離開巴西，綜觀同樣移植西方國家制度模式的拉丁美洲諸國，可以看到被西方國家稱為“普世”的民主政體、民主模式等也並沒有獲得西方國家極力鼓吹的效果。政局動盪、政府深陷腐敗醜聞、公民抗議頻繁、社會治安堪憂等現象屢見不鮮。比如加勒比國家海地共和國近年來政局動盪，合法民選的政府與議會關係持續緊張，內閣總理拉豐唐被迫辭職，加勒比石油資金醜聞引發全國性暴力抗議活動等等，導致海地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形勢不斷惡化。而中美洲國家動亂、移民大軍北上等活生生的事例，無不昭示着忽略自身實際情況，機械移植、生搬硬套國家制度模式而造成的消極後果。

當然，我們不能據此完全否定西方的民主政體、民主模式。西方國家歷經多年的繁榮與穩定，表明其政治體制適應其國情，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對別國經驗的借鑑，應當深深植根於自身國情之中，揚長而補短。否則不僅可能徒勞無功，還會造成更深遠的負面影響。拉美國家出現的這些問題，無疑是活生生的實例。(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