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鐳：堪培拉對華示好或是一時權宜

澳大利亞政府近日做出改善對華關係的姿態，受到澳大利亞部分選民，特別是工商界、農牧界和礦界人士的歡迎與支持。但筆者覺得，現政府的姿態調整很大程度上藴含了鮮明的戰術性“選戰”特點，很可能是在為今年5月大選的衝刺服務。這種姿態能否持續化和機制化尚需觀察。

首先，這種姿態調整的選戰意圖十分明顯，具有籠絡華人和其他選民的強烈色彩。據澳大利亞國家統計局資料，澳籍華人已達120萬之眾，是“白人”之外人數最多的族羣，其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力日益增長，是各政黨競相爭取的重要政治力量。但最近兩年，由於執政黨一味迎合美國和極右勢力，致使澳大利亞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氣息濃厚。一些右翼政客、媒體和種族主義組織趁機鼓吹“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謬論，蓄意掀起針對華人的“抓間諜運動”，並危言聳聽地攻擊百萬華人、華僑和留學生都是中國政府派至澳大利亞的“間諜”。執政黨默許和縱容右翼勢力肆意“妖魔化”中國和華人華僑的不智之舉，毒化了國內政治生態，惡化了中澳關係健康發展的氛圍，引起華人華僑和廣大正直人士的強烈不滿，危及執政黨選情。

到目前為止，澳大利亞執政黨在民調中仍然落後於主要反對黨工黨10多個百分點。澳大利亞輿論普遍認為，現執政黨很可能在大選後淪為在野黨。着眼大選，是執政黨前段時間斷然更換領導人的重要考量，也是莫里森上台伊始便攜同重要閣僚訪問華社、表達善意的主要緣由。

其次，現政府對華政策調整具有明顯的經濟利益驅動性，旨在維持澳大利亞經濟回升勢頭，護持就業率，消除工商界、農牧界和礦界人士對執政黨對華政策的不滿。

據澳大利亞外交外貿部統計，2018財年中澳雙邊貿易額創下1830億澳元(約合150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其中澳對華貨物和服務出口總額高達1100多億澳元，比2017年增長了1/5。澳大利亞服務業的對華出口額甚至超過對英國和美國服務業出口額之和。現在，中國已成為澳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第一大旅遊收入來源國、第一大留學生來源國。中國對澳大利亞經濟的持續繁榮和民眾充分就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澳執政黨惡化中澳關係引起澳大利亞各界的普遍憂慮和不滿。近期中國加強環保項目檢測、遲滯煤炭進口的做法，引起澳經濟界和廣大民眾關注，擔心經濟增長勢頭和持續回升的就業率會因兩國關係的不和諧而停滯和下滑，這是現政府改善對華關係的最重要經濟考量。

再次，澳大利亞現政府對華政策調整具有顯著的戰略侷限性和戰術權宜性，中澳關係回升幅度有限。現政府繼續以國家安全和“反外國干涉”為由，加強對中澳民間交流的制約，限制中企在澳投資與併購。現政府不僅堅持將華為排除在5G網絡建設之外，而且還繼續否決包括香港長江實業集團在內的中資和港資企業的併購活動，並繼續將政治問題擴大化，把一些原本屬於正常商業活動的行為定性為關乎國家安全和“為外國政府和外國利益服務”，致使一些對華較為友好的政治人士被迫辭職，也迫使一些華人企業家不得不運用法律工具將澳大利亞政府機構和一些全國性媒體訴上法庭，直接導致了中國近期對澳投資的大幅度下降。

最後，現政府對華政策調整還具有明顯的戰略“對沖性”背景，在配合美國遏制中國發展方面並無實質性改進。現政府在呼籲改善中澳關係的同時，竭力強化澳美同盟，推動“印太戰略”構想和太平洋島國基建同盟的全面實施，並竭力將澳大利亞打造成“印太戰略”最為重要的軍事樞紐。除了與美國一道大舉修建位於澳大利亞本土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聯合軍事基地外，現政府還一再要求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重視印太地區，特別是在中國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加大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澳大利亞現政府的政策調整具有顯著的戰術性特點，旨在為即將來臨的大選和澳大利亞經濟的持續回升服務。對於這樣的權宜性政策調整更應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冷靜態度。(作者是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