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軍：“人口紅利”該轉化為“人才紅利”

隨着2012年我國15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內首次出現絕對下降，關於“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討論成為社會熱點。但到底如何客觀和發展性地認識人口紅利，尤其如何看待其當期收益背後的遠期風險，如何未雨綢繆應對人口演變背後潛藏的社會風險，都還值得深入討論和反思。

人口因素是社會生產過程中最能動的要素，從最粗淺的層面來理解人口紅利，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較高，待撫養或贍養人口相對較少，推動國家經濟往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方向發展。由於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以及人口負增長年代即將到來，人們不免擔憂人口紅利消失，並因此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引發養老保障等諸多問題。

但首先，從數量上講，勞動力的認定有賴於勞動年齡的界定。在人均預期壽命提高、社會勞動強度減輕、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社會勞動形式日趨多元的今天，整個社會的可用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而通過提高既有勞動力的參與度也將直接決定有效勞動力總量。因此，即便是數量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亦非很多人擔心的那樣會迅速消失。

其次，從質量上講，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的變化趨勢及發展方式轉變，歸根到底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因此，人口紅利背後，並不是簡單的勞動力數量多少的問題。很多的論述都預設了勞動生產率恆定不變，因此，勞動力多寡直接決定了人口紅利的多寡。然而，嚴謹意義上的人口紅利要轉換為單位勞動力的產出即人均勞動生產率才有意義。因此，僅着眼於年輕人佔比或人口年齡結構來簡單地談人口紅利，就忽視了背後應該着重考慮的人口智力結構、技能結構、社會勞動力需求結構及其他因素綜合決定的勞動生產率。

退一步講，即便我們不考慮勞動生產率的動態變化，簡單的勞動力數量佔比帶來的人口紅利，也只是把未來需要支出的年輕人的儲蓄，提前透支給當前的社會投資和消費而已。但既然是透支，就遲早要歸還，除非這種提前消耗帶來的投資回報足以支撐以後對於這些勞動力的社會贍養支出，不然就只是羣體性地寅吃卯糧，並非國家之福。因此，在簡單人口紅利時期，充分利用社會儲蓄進行教育投資、創新投資、制度建設，努力提升這些先期支出財富的回報率，將建立在勞動力數量基礎上的“人口紅利”，用於創造“人才紅利”，而不是用於簡單的消費與消耗，才是明智之選。

這就需要我們有發展性的人口紅利觀。這裏，筆者願意選擇“人的紅利”這一名詞來統稱傳統的“人口紅利”和麪向未來的“人才紅利”。“人口紅利”，從字面上理解，就是側重於人的數量;“人才紅利”，則側重於人的知識技能，這在生產與服務日趨複雜和智能化的未來，是必然要求。簡言之，人口數量是“人的紅利”的軀殼，人的質量才是其靈魂。

正是因為我們習慣性地以人口數量作為看待“人的紅利”多寡的標準，才會不假思索地冠以“人口紅利”的稱呼，也才會擔憂人口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滑等會帶來養老保障受損、生產競爭力下降甚至綜合國力衰減等問題。這裏涉及兩個方面的認識誤區，一是有更多年輕人來供養老年人是社會之福，二是人口數量是生產競爭力及綜合國力的決定因素。關於後者，前文討論過的單位勞動生產率才是決定因素的觀點已經可以做出反駁。關於前者，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説過一句話：“政府和社會並不能創造財富，它們只是分配財富”。説白了，就是每個人本質上都只能自食其力來養老，即靠自己勞動時創造的財富來養活不勞動時的自己。簡單意義上的“人口紅利”，無非是提前消耗人們年輕時候創造的財富而已，它潛藏着遠期的“人口負債”風險，到那時這些被提前透支財富的老年人該如何自處呢？如果不能一直維持這樣的寅吃卯糧或沒能提高社會創造財富的效率，終會自食其果。

作為應對，我們一來要推動“人的紅利”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近年來，隨着我國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中國”規劃綱要及科技興國戰略等舉措的出台，巨大的質量型“人才紅利”將被逐漸激發出來。二來需要順勢而謀，反思現有養老金制度等社會設計是否能適應“自我負責”這樣一種最簡單最樸素的道理。社會制度設計，只有考慮到無論人口增長還是人口減少都不會難以為繼的種種可能，方可澤被後世。

圍繞“人口紅利”遭遇可持續危機的討論和反思，如能推動我們對現行的社會保障等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做出深思熟慮的改革和完善，則可實現危機面前的良性轉換。筆者期待這樣的局面。(作者是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