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洋：全球最昂貴選舉背後的印度民主

4月11日，印度大選——人民院(議會下院)選舉將正式拉開帷幕。選舉分七個階段進行，至5月23日結束。印度人民院的選舉，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選舉活動，此次選舉預計將有9億選民參與投票，超過2014年8.145億的投票人數。同時，根據相關調研數據顯示，今年印度大選耗資將達70億美元，成為迄今全球最昂貴的一次選舉。

金錢的遊戲

伴隨着日益白熱化的選情，印度大選的花費不斷成為關注的焦點，令印度的民主制度再受質疑。大量的金錢被投入到各種形式的廣告宣傳中，目的是拉票和開發新選民。通過禮品直接“賄賂”選民，是印度大選的特色之一，也可説是印度的選舉文化。過去30年來印度國內政黨之間競爭的加強，政治力量的發展日益多元化，也導致這種形式的“賄選”愈演愈烈。

事實上，政黨候選人既沒有手段，也沒有辦法去監控收受禮品的人是否投票給自己，他們的擔心是競爭對手也會送禮，從而影響到自己選票的份額。迫於這種預期的壓力，候選人還是樂意向選民送出五花八門的禮品，從現金、食品、日用品到電器各種形式都有，並且造噱頭、講排場，互相攀比。

不得不説，金錢的力量顛覆了民主的本質。隨着競選支出的增加，候選人的勝選可能性也隨之增加。所以，印度的選舉成了有錢人的遊戲。根據印度民主改革協會和全國選舉觀察的數據，在2014年人民院選舉的542名獲勝者中，443名(82%)是千萬富翁，而在2009年選舉的521名獲勝者中，300名(58%)獲勝者是千萬富翁。雖然競選的費用高昂，但一旦競選成功，也會帶來財富上的回報。2014年競選連任的168名人民院議員的平均資產從2009年時的5380萬盧比飆升至1.278億盧比，就是最好的例證。

變相的“投資”

一般來説，政黨和政客有多種的資金來源，這其中包括黨員交納的黨費、黨產的收入，以及利益集團的資助。印度的政治捐款規則比西方主要國家寬鬆，而且缺乏透明度。在英國，公司不允許直接向政黨捐款;美國只允許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對聯邦競選活動進行無限制的資助，但要求披露捐助者的姓名。雖然印度政府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在不斷修訂關於選舉經費及捐助機制的規定，但收效甚微。

儘管印度政府對於候選人的選舉經費設定了上限，但是對政黨的選舉經費並沒有設上限，而且對於政治獻金的監管乏力，這主要是因為規則是由掌握政治權力的政客設計的。由於競選的花費巨大，任何政黨上台以後，都不會輕易用制度來堵住自己的競選財源。如果某個政黨在議會中居於主導地位，該黨的領導人就有可能對行政機構施加影響，使本黨的違法違紀行為免於調查。

負責監督政黨和候選人行為的選舉委員會，以及與政治調查緊密相關的中央調查局和中央警戒委員會既缺少必要的資源，也缺少獨立性去處理政治獻金問題，最終導致現行的法律法規無法落實執行，腐敗案件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在這樣的情況下，選舉變成一種依賴於交換原則的“投資”，導致了妥協性的民主。換句話説，候選人不一定能夠代表選民的利益，而是代表自己的利益，政治成為大多數政客通過自我宣傳鞏固家族權力的途徑。

印度的民主制度中，家族政治、大佬政治的因素非常突出，政治領導人權勢很大，政黨內部的運行並不民主，這也導致決策容易在小圈子形成。政黨對於競選資金的需求必然導致政黨與大財團、大公司建立密切的聯繫。

印度的大財團、大公司都非常注重發展與政治領導人的私人關係，積極參與並進入議會，尋求政治代理人對政策直接發聲，影響選舉後各行政官員的人事任免，或者參與各種政策諮詢委員會，拉攏行政官僚，利用媒體、智庫滲透輿論等。由於政黨在選舉期間從大財團、大公司吸引了最大限度的資金，反過來在執政的時候自然要給政治捐贈者輸送巨大的利益。於是，金錢在選舉期流向政黨，選舉後又反向流動。這導致“裙帶資本主義”在印度蓬勃發展，商人和官員一起尋租的現象十分普遍。

“例外”的民主

作為印度兩大政黨之一，印度人民黨這次大選中計劃投入的資金最高，同時其獲得的政治獻金在政黨中也居首位。為了保證該黨的競選優勢，莫迪政府率先採取行動放鬆印度的競選財務法。新規則取消了公司對政黨競選捐助的上限，允許包括外國實體部分擁有的公司匿名為選舉提供資金，由此也引發了不少批評。因為這樣一來，工商界甚至包括外國的資金都有可能對本次人民院的選舉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

在很多民主的觀察者看來，印度的民主是“例外”的。雖然印度備受人口增長迅速、環境惡化、大規模貧困和族羣宗教問題的困擾，印度仍然能夠維持着聯邦制度和民主化進程，保持着民主制度的平穩運行。必須承認的是，從一開始，民主原則在印度的實踐就要適應印度社會的現狀，部族、家族、種姓和宗教的元素不斷滲入民主的架構，原來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和單位並沒有消失，而是以利益集團形式表現出來，或轉換為政黨，參與到政治博弈中去。

作為一個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轉型社會，在選舉、司法、監督等等民主機制都不完善的時候，腐敗政治、權力的尋租就變得普遍了。然而，印度社會的政治動員十分有力，民眾選舉的熱情和參與度非常高，選舉也確實帶來了低種姓的政治覺醒、階層一定程度的流動和公民認同加強的結果。在普通民眾的眼中，參與投票給予他們改變現狀的一點點希望，選舉未必能帶來預想的收益，但他們能做的似乎也只有參與到這種遊戲規則中。(作者是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