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台獨”的仇恨及其暴力邏輯

華廣網4月12日發表東南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許川的評論文章指出，隨着年底選舉的臨近，台灣島內各種“統獨牌”、“陰謀論”又開始層出不窮。眾所周知，民進黨慣用的選舉伎倆依舊是抱守“台獨”迷思，將選舉包裝成是“統獨”或“主權”的對決，通過虛構和誇張等手段，使其追隨者及其大眾產生對“他類”的抗拒乃至仇恨，從而謀求政治利益。

對於這一現象，我們不僅要剖析“台獨”的仇恨及其暴力的發端及其不散原因，還要批判隱匿在大眾背後操弄這種意識形態的“藏鏡人”，即所謂的“台獨”理論師，以及受其掣肘的“獨派”政治精英。

追溯“台獨”的起源，“二二八事件”扮演着關鍵角色，形形色色的“台獨”勢力都將其視為取之不竭的政治資源，因為它對台灣民眾造成了難以撫平的創傷。然而，這裏的邏輯誤區是，台灣民眾本來反對的是專制獨裁統治，按理説只是抗拒代行政府權力的個體的行為，可“台獨”勢力卻將這種對個體或小部分人的正當抗拒上升到對羣體的非理性排斥，以個體取代整體，進而以個體的言行醜化整體的客觀面向。當這種個體對個體的仇恨，由政治場域蔓延至社會領域時，類羣概念就漸次浮現，即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藍綠陣營或派別，“我們”與“他們”的區隔也就儼然成形。

德國著名評論家艾姆克認為“仇恨是集體性的，它需要意識形態。仇恨需要預先制定模子，這樣它可以在其中注滿。那些用以辱罵的詞語，那些固定聯想及臆想的不同畫面，以及思維定式，都需要事先設定。”將個體作為羣體的替身，往往會導致嚴重的後果：一方面是對個體加諸集體性的身份或標籤，會使得其他個體隨之受到無形地傷害，甚或遭受他人的攻擊;另一方面是對羣體本身的損傷，致使以後出現的其他類似物象都會與之聯想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種慣性或定式思維。

由上可知，“台獨”勢力所仇恨的原初對象是對其施加獨裁統治的人，而非這個個體背後的羣體，更非與這個羣體有所關聯的他者。但是，為什麼“台獨”的仇恨及其暴力會在台灣島內甚至在兩岸之間陰魂不散？

其一，仇恨的原因與仇恨的對象並不必然要求一致。仇恨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備而來的，因為它是人為建構和培育的產物。意識形態中的仇恨，它既不需要證明，也不需要還原，而只需要追隨者牢記和流傳。正是如此，極端“台獨”勢力才會將貶責和謾罵“他們”視為常情，是合法的行為。在這種已然形塑完成的集體觀念裏，只要是屬於仇恨對象中的個體，他們都會在不問是非的情況下，對之作出言語和行為上的攻訐。例如：一些“台獨”民眾對外省人乃至大陸人無端發泄內心政治世界的不滿的事例屢屢發生。但是，在這些仇恨和被仇恨者之間，他們其實並沒有直接的深仇大恨。也就是説，行為和動機是錯位的，何以至此的解釋，就是：對“他羣”的印記一旦生成，便會將各種不好的、不滿的、不利的標籤張貼在所憎恨的“他羣”身上，從而強化對“他羣”及其個體的仇恨，即使這個個體理應受到完全平等的對待。更何況，它需要不停地尋找適宜對象，才能保持對“另類”的仇恨無限延伸。

其二，仇恨建立在一種深信不疑的意識形態之上。“仇恨者的內心一定是確信無疑的。不然，他們不會那樣説話，那樣傷人，那樣殘殺。不然，他們不會那樣貶損、羞辱、攻擊他人。他們的內心一定很確信，不存在任何疑問。”為了建構這種“深信不疑”，“台獨”勢力必須對“他類”的各種正向的與積極的人和事一概視而不見，做到視而不見就不會心生對自己及其意識形態的質疑，因為質疑自己等同於要解構“台獨”論述。所以，我們看到，“台獨”勢力都很狂躁和偏執，從不傾聽他人的解釋，一味崇拜自己，並把自己封鎖在黑暗的牢籠中。對於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努力全然抹黑，甚至還閉門自守無視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成績，反而通過各種人際網絡和社交媒體，控制和操縱着“台獨”追隨者對大陸的偏狹和錯誤的認知。對意識形態的深信不疑，對客觀事實的視而不見，無疑都會加重仇恨的程度，也會加大化解仇恨的難度。

其三，代際相傳的社會行為勢必會讓仇恨遺存下去。必須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愛、希望和擔憂都是值得歌頌的。對於上述一些錯誤的類屬必須予以揭穿。“台獨”迷思及其活動是基於對某種錯誤的愛(即“獨立”)的追求，對某種錯誤的希望(即“自決”)的執信，以及對某種錯誤的擔憂(即對統一的擔憂)的想象。究其根由，對仇恨的堅持，其實就是對“他類”的拒絕，而且這種“拒絕”需要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才會顯得強勁有力，也才能使之合理。為了讓“台獨”迷思及其活動不會停頓，他們必須從一開始就教育自己的同類，讓其自幼認知到是“另類使自身羣體感到威脅與壓力，這些另類因而也被想象成所謂危險的勢力。”仇恨便變成了與生俱來的標識。自然地，那種對“他類”的呵斥、非難和傷害就變得如此地習以為常和情有可原。

其四，社會大眾的不干預塑造了仇恨得以增殖的環境。仇恨之所以能夠存續和繁衍，除了自身的近親灌輸之外，社會大眾也在有形無形地鼓勵着這種仇恨甚或暴力。“所有不對仇恨進行干預的人——他們本人沒有仇恨，卻對他人的仇恨給予寬容和理解——他們會讓仇恨成為可能，並使其得到發展。”在台灣，中間選民就屬於這類羣體，他們對“台獨”勢力的仇恨及其暴力保持沉默，雖然他們或許並不希望社會被切割成仇恨與被仇恨的兩派，但是他們的沉默，會被“台獨”勢力當成是對其變相的縱容和放任。因為“台獨”勢力沒有聽到蓋過自己的反對聲音，也沒有看到大過自己的反對力量，他們就會增強對仇恨的堅持。就像他們一次次發動學運，一次次進行族羣欺凌，社會大眾都是那麼的無動於衷。機構性的偏袒也是暗中支持“台獨”的仇恨的動力。譬如對“太陽花學運”的組織者撤銷訴訟，對破壞歷史文物的極端“台獨”者不繩之以法，都會讓“台獨”勢力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都理所當然。

不難看出，“台獨”的仇恨及其暴力實際上既是沒有具體原由的，也是沒有具化對象的，因為從根本上講，他們找不到與仇恨對象的共時性理由，故而只能藉助於所謂的“記憶”和“想象”，並把對立者做窄化和模糊處理。窄化的目的是將對羣體的偏見投射到具體個人身上，模糊的意圖是不容置疑這種仇恨的羣體是否真的存在以及罪大惡極。因此，要破解“台獨”的仇恨及其暴力，不是要將其當成“客觀”事物進行接受，這樣正中了“台獨”勢力的下懷，而是要對“台獨”仇恨進行精細的解剖，指出其中的虛假和空洞，同時社會大眾也必須參與進來，對這種霸道政治話語的壓制進行反抗和干預，唯此才能重塑有利於兩岸統一的社會環境。(本文作者系東南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