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獵巫”思維在美國沉渣泛起

持續近兩年的“通俄門”調查逐漸落幕。這場風波一度搞得特朗普焦頭爛額，也帶火了“獵巫”這個古老詞彙。因為特朗普不止一次指責這一調查是“獵巫”行動，是民主黨給他編造“莫須有”的罪名。除了在美國國內政治和輿論中成為流行詞彙，也有媒體指出，美國針對中國高科技公司和中國在美留學生的不公正指責，其實也是類似“獵巫”的行為。因為美國監管部門迄今也沒公佈中國公司或中國留學生帶來實際安全威脅的證據。

在西方社會，“獵巫”有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內涵。“獵巫”一詞源於中世紀歐洲社會對於異教徒和無神論者的迫害。中世紀，基督教在歐洲的發展達到頂峯，幾乎成為歐洲唯一的宗教。由於“十字軍東征”已經失敗，西歐基督教的主要矛盾開始從外部轉向內部。14世紀的歐洲“黑死病”加劇了歐洲各國的內部矛盾，增加了社會對於未知事物的恐慌。在此之後，關於“女巫”“吸血鬼”等超自然力量的傳聞即在歐洲廣泛傳播，併成為基督教信徒眼中的主要威脅。

“獵巫”最初主要針對異教徒及自認為有超能力的狂人，隨後“巫師”的概念被逐步異化、泛化。“獵巫”支持者將一切有傷風化、威脅基督教教義的目標均定義為“巫師”和“撒旦的化身”，並不經法律審判就處以極刑。在一些當時流行文化作品的指引下，“獵巫”者將火刑作為主要手段。哥白尼也是這樣被燒死的，聖女貞德也被英國定義為“巫女”。

這種風潮也隨着基督教傳入美國。17世紀末，美國馬薩諸塞州塞勒姆鎮發生一系列“獵巫”案，有20人因此被當地法庭判處死刑，其中14名為女性。當地民眾指派一名“靈童”來甄別女巫，並要求這些“女巫”自證清白。這種行為在當下社會可能被視為奇談，但在當時的美國並非個案。在此事前後10年內，該州有超過10名“巫師”被處以極刑。塞勒姆“獵巫”案的真相迄今仍是個謎，美國主流社會並不願意重提這一給美國司法制度蒙羞的事件。

現在，“獵巫”這一詞彙在美國重新泛起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體現出美國政治氣候的微妙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美國對外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上升，重新從“妖魔化”的角度來看待外部威脅。“9·11”事件後，恐怖分子成為美國眼中新的“巫師”，他們同樣神秘莫測、難以捉摸。反恐戰爭中，美國主流輿論採取了一種“獵殺”的敍事語境，美國在他國發動暗殺行動被描繪為合理合法的追捕行為。反恐戰爭結束後，美國又在尋找新的“捉摸不定”的對手和敵人。無論是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在競選中描繪的“坐在電腦前的俄羅斯胖子黑客”，還是在美國輿論中被妖魔化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都成了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威脅。

其二，社會媒體瓦解美國輿論共識，民眾容易輕信謠言和傳聞。輿論共識是社會的重要穩定器，有助於民眾形成理性、科學的認識觀。然而，在社交媒體帶來的信息爆炸面前，美國民眾面臨着普遍的“信息過載”情況。網絡謠言和小道消息快速傳播，其後又常常被真相“打臉”，真相之後又有各種陰謀論來再次顛覆民眾的認知。如此三番五次，會使民眾喪失甄別真假新聞的能力。對於外界不可知、不可信的懷疑論主導着美國輿論場，民眾產生強烈的不安全感。

其三，兩黨爭鬥低俗化，政見分歧引發人身攻擊。事實上，特朗普提出“獵巫”説法的同時其實也不高明。他在批評“通俄門”調查時，曾將目標指向了民主黨參議員、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前主席范斯坦，稱她“鬼鬼祟祟”。這種語言通常被用於描繪女巫。2010年中期選舉後，美國兩黨極化和鬥爭日趨激烈，一些鬥爭已經超越政治立場差異，變成赤裸裸的人身攻擊。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皆是如此。在這種氛圍下，談論“獵巫”不再是一種下作的手段，而成為美國政客隨口而出的語言。

在當今美國社會，“處死女巫”的事很難再次發生，但言語上的暴力終究會產生社會的裂痕，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可能在很多年後才會真正發作。“巫”是一種敍事，任何人、任何國家都可能被塑造成“巫”，塑造成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幕後黑手。在這種“獵巫”氾濫的輿論氛圍下，故事取代了真實或真相。(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