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崢嶸：WTO改革是場錯綜複雜的鬥爭

世貿組織(WTO)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區。維護還是削減發展中國家在WTO框架下的優惠待遇，成為各方爭議的焦點之一。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看來，WTO框架下發展中國家享有的“特殊與差別待遇(SDT)”，存在條款約束力不足，有強制力條款缺乏可操作性、實施效果不佳等問題，需要維護、加強。而美歐則認為，發展中國家身份認定缺乏規則依據，“自我認定”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援引優惠條款，要求減免義務，WTO框架下的許多談判由此成為發達國家單方面承擔義務，因此優惠條件應當削減。

面對錯綜複雜的矛盾糾紛和利益訴求，中國的態度很明確，WTO改革要堅持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而“特殊與差別待遇”是其中的重要基石，不容動搖。

享受優待是普遍原則

發展中國家的權益來之不易。在WTO的前身GATT(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成立之際，美國等發達國家並不認可發展中國家應當享有優待，而是把條約的普適性、對等互惠等作為當時的基本原則。但為吸引更多發展中國家加入協定，同時也是由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堅決鬥爭，1966年GATT承認非互惠原則，發達國家同意對發展中國家實行非互惠的關税減讓，承諾給予更好市場準入條件。1979年GATT全體通過《關於差別和更優惠待遇、互惠及發展中國家的進一步參與的決定》，即“授權條款”，為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提供法律基礎。

發達國家態度轉變的根本動力在於，世界經濟發展、發達國家的繁榮離不開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不降低准入門檻，參與面難以擴大。還有，發展中國家雖然在市場準入、過渡期等方面獲得優待，但也在農產品市場開放和農業補貼等問題上對發達國家做出了讓步。

發展中國家享受優惠是普遍原則。WTO成員中有2/3享受不同程度優惠。不僅WTO，在各類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OECD中，以及在國際間的多邊、區域以至雙邊協定的政策與實踐中，均能見到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條件，這已是通行的國際慣例，也是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基本原則。將世界經濟體區分為“發達”和“發展中”等不同層次，已滲透到戰後幾十年的國際經濟實踐，通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實施非對等互惠，幫助發展中國家融入國際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體現了更高層次的公平、正義，有力地促進了世界共同發展和人類進步。

問題不僅在於特殊與差別待遇本身，更在於為獲得待遇而需要的身份認定。WTO框架下並沒有發展中國家身份認定的有關規則，而是在協商具體條款時，通過自我宣示或其他方認可而成為“發展中國家”。據WTO秘書處統計，各項條約中共含有145條明確的“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各方援引不同標準進行身份認定，爭取享受更好待遇。

這必然引起矛盾。比如美國認為，由於身份認定缺乏規則，導致新加坡、韓國、科威特等富國也説自己是發展中國家，爭取享受某些優惠待遇。當然，美國最不滿的還是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仍然堅持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從而享受優惠條件和談判優勢。

捍衞權益不只為自己

中國毫無疑問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理應享有正當權益。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統計數據，無論從人均收入、產業結構還是人類發展水平看，中國仍然、也只能算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仍屬大而不強。這個定位是國力的真實體現，也有助於我們找準發力點和努力方向。從政治上看，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多邊舞台上，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和利益訴求更多是與發展中國家接近或一致。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外交的基礎。堅持站在發展中國家陣營，是維護國家發展和安全利益、推動世界多極化、促進和平發展的必然要求。

中國又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從不拒絕承擔相應責任。中國在WTO改革進程中堅決維護髮展中國家的“特殊與差別待遇”，不只是為自己，更是着眼於維護多邊體制，捍衞其基本原則，志在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謀取正當利益。隨着中國的發展，發達國家逐步結束對中國的發展援助。中國加入WTO時已經放棄了發展中國家應享受的許多優惠待遇。不僅如此，中國更用實際行動積極承擔與自己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責任，履行開放義務。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對世界承諾的約束關税是10%，到2010年實際關税已降到9.8%，2018年進一步降到7.5%。如果再考慮到貿易結構的因素，中國的實際貿易加權平均税率只有4.4%，不僅低於其他金磚國家，也接近發達國家。美國的總體水平是2.4%，歐盟是3%，澳大利亞是4%。中國雖然沒正式加入OECD，但積極履行減貧、扶貧義務，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創新國際發展合作模式，主動肩負更多援助發展責任。在當前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下，新一輪擴大開放舉措正加緊實施，市場準入、營商環境保障將越來越接近甚至部分超過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這些主動行動，不但惠及發達國家，也惠及廣大發展中國家。

可先易後難推動改革

與初創時相比，WTO面臨的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勢在必行。在此過程中：

首先，中國應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既堅定維護自身發展中國家定位和相關權益，又可在具體問題上對對等互惠原則和要求持開放態度，根據自身發展水平做出取捨，回應各方關切。

其次，圍繞優惠待遇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金磚國家、G20中的新興經濟體。為此，新興經濟體很有必要加強協調，步調一致。如果各自為戰，以自己局部利益優先，則會損害大部分國家利益。

再者，正如中國不是普通發展中國家，美國也不是普通發達國家，在WTO這個多邊舞台，任何一方都不應過分強調自己的特殊性，搞例外，而應考慮承擔更多責任。WTO是個大家庭，利益訴求繁複，中、美、歐等應在其中發揮引領作用，不應以對抗姿態甚至以退出相要挾，尋求“要麼全贏、要麼全輸”式的解決，而應求同存異，先易後難，先解決上訴機制癱瘓等緊迫問題，將觸及原則性的問題往後放，以免重蹈多哈回合無疾而終的覆轍。(作者是中國社科院和平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