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球：韓國霧霾韓媒為何“甩鍋”中國

韓國國立環境科學院4月1日表示，首爾市3月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達每立方米44.6微克，創下2015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的最高水平。首爾和京畿道等地區空氣中的可吸入顆粒物濃度(PM10)上月初連續7天爆表，刷新此前連續4天重度污染天氣的紀錄。韓聯社當日分析認為，這是來自中國的霧霾乘風流入韓國，加上同期韓國大部分地區大氣呈停滯狀態的綜合結果。

    韓國國立環境科學院於3月9日至3月31日進行了航空氣象觀測，目前尚未公佈觀測結果和數據。這次航空氣象觀測活動主要是在韓國媒體的壓力下啓動的，或者説是韓國媒體輿論推動的。今年一段時間以來，韓國首爾等城市反覆出現嚴重的霧霾天氣，韓國民眾怨聲載道。令人感到詭異的是，韓國媒體和輿論再次將抨擊的主要矛頭指向了中國，認為韓國的大部分霧霾都是從中國飄過去的，中國必須對韓國出現的霧霾承擔責任。

    眾所周知，韓國媒體的公信力和可信度並不那麼高，曾因多次不實報道鬧出過不少笑話。儘管如此，韓國媒體在輿論方面對韓國社會和民眾的影響還是很大。韓國輿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遇事容易衝動，並能夠誘導韓國民眾羣情激憤。在韓國輿論場中，民族主義意識很強烈，這一特點在東亞地區顯得非常突出。而在這一輪關於韓國霧霾的報道中，上述特徵又充分地顯現出來。

    在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韓國政府似乎也不得不表態。韓國青瓦台發言人金宜謙3月6日對媒體記者發佈消息稱：“總統文在寅當天指示政府有關部門與中國政府討論並制定緊急治霾對策，將來自中國的霧霾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韓國外交部長官康京和3月7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韓國霧霾確有中國方面的原因。”

    金宜謙與康京和都是韓國政府的高官，此番表態或許只是為了應對韓國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也但願如此。但是，韓國霧霾究竟是怎樣形成的？這本是氣象科學和環境科學研究的領域，需要客觀科學的數據，在沒有獲得客觀的數據和依據之前，就得出韓國霧霾來自中國的結論是不負責任的，也是非科學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3月7日主持例行記者會在回答提問時説：“我還是想強調，霧霾的成因非常複雜。我不知道你所提到的韓國官員的表態是否是依據科學分析，有關結論是否得到專業人士的支撐。我們理解，最近生活在韓國首爾首都圈的市民對連續數日的嚴重霧霾產生了較大抱怨，韓國政府需要解決公眾的關切，對此我們表示理解。但我覺得不能一出現問題就首先從外部找責任，而是要去了解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只有正視問題，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中方主張研究解決相關問題還是要本着科學的態度。”

    近年來，北京的藍天正變得越來越多，今年以來北京的空氣質量明顯好於首爾。3月初，“首爾的PM2.5濃度已經高達147微克/米3，但北京好像沒這麼高”。那麼，韓國霧霾主要來自中國的觀點就不符合邏輯。誠然，大氣是流動的，中國上空的氣流飄至韓國是自然現象，但是，只有首爾首都圈和其他部分城市的霧霾天氣嚴重，中國至韓國之間廣大空域的霧霾並不嚴重，這該如何解釋？氣候問題總該講究科學和邏輯吧，任由情緒躁動，甩鍋中國，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會耽誤治理霧霾的時間。

    在霧霾問題上韓國媒體和輿論將矛頭對準中國，還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一般説來，霧霾的形成主要是與當地的生產和生活等活動有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説，與當地的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有密切關係，而韓國的許多報紙和媒體就是韓國一些大企業辦的，將霧霾問題歸咎於中國，就可以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開脱某些企業的責任。

    第二，韓國的一些政客特別是保守政客利用霧霾問題進行政治投機，企圖趁機撈取政治資本。在此奉勸韓國保守政客，敵視中國並不符合韓國的利益，強大的中國是朝鮮半島穩定的有力保障，韓國還享受着中國發展的經濟紅利，過去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

    當然，在霧霾問題上韓國也有清醒者。3月12日，韓國民間環保組織“首爾環境運動聯合”成員在光化門廣場集會，他們戴着防毒面具呼籲政府對柴油車加強管理。韓國行政安全部長金富謙3月11日在2019年總統工作報告(書面報告)通氣會上表示，“很多國民質疑政府為什麼不在嚴重霧霾天強制實行單雙號限行制度？為什麼不關停火力發電站等空氣污染設施？現在的情況是，地方政府的首長可以根據地方條例宣佈強制實施道路限行，但目前只有首爾市制定了相關條例”。金部長説“將霧霾定義為社會災難，政府就可以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統一宣佈實施單雙號限行和關停發電站等強制性措施”。顯然，韓國民眾對政府在治理霧霾問題上不力或不作為感到憤慨。

    我們歡迎韓國與中國在治理霧霾這個問題上共同研究、互相借鑑、加強合作。也希望韓國特別是韓國媒體能夠客觀地看待霧霾問題，少一些情緒化的衝動，少一些投機和算計，多一些理性的態度，多一些科學的精神。

(作者為國際問題專家、曲阜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本欄目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