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縣域振興需創新基層激勵機制

隨着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縣域經濟在整個國民社會的地位愈發重要，無論是各級城鎮在空間和人口結構分佈合理化，還是現代農業背景下的鄉村振興戰略，縣域經濟都是最最關鍵的一環。

放眼廣大中西部地區，初期城鎮化紅利消失的縣域經濟，依然在尋找轉型升級模式;即便是在東南沿海，隨着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得更加迅速，縣城裏的幹部除了常規工作，還要應對網上輿情、中央和省市各上級單位調研考核，日常負荷遠超“996”，加之收入改善和建設成就感遠不如改革開放初期，迫切需要創新的激勵機制凝聚優秀的人才——很難想象，優秀人才持續流失的基層幹部隊伍，如何應對縣域經濟振興的挑戰？

筆者在過去十年間，調研過全國各地幾十個縣城，深刻感覺到今天的城鎮化進程已經不再是單向的，絕大多數縣城周圍“圈地開發”的模式走不通了。這種新形勢下，縣域經濟要發展，必須全方位調動各個層面幹部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地探索適合本地的發展路徑。

一方面，要注意協調不同“身份”幹部的主觀能動性。縣域經濟的發展，政府帶頭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是很多企業下決心到縣裏投資的關鍵。對於一個投資項目，縣委和縣政府主要領導的態度至關重要，但是他們一般都是“空降兵”、任期有限;有經驗的企業家為了“長遠打算”，往往也要積極爭取“本地籍貫領導”的支持。而且，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裏，一般都有“掛職幹部”，很多時候也會讓不瞭解中國特色的縣域“政府領導格局”的投資者困惑。

這種普遍存在的激勵機制困境，對於縣裏的“空降兵”領導，往往追求短期能見效的大投資項目，很多時候不得不讓縣裏背上長期負債、甚至要犧牲“青山綠水”，與本籍幹部長遠利益形成衝突;反觀本地籍貫幹部，雖然也很想引入良性發展項目、造福故鄉，但本人 “上升通道”狹窄、容易看到“玻璃天花板”、做多錯多，進而趨利避害地選擇“懶政、墮政”。因此，縣域經濟轉型升級靠帶頭人，根本上還是要協調不同羣體帶頭人的激勵機制。

以地處中原大地的蘭考縣為例，歷任縣領導班子都秉承焦裕祿精神發展蘭考經濟，協調不同“身份、背景”班子成員的主觀能動性。受益於國家脱貧攻堅的政策優惠，蘭考縣這幾年受關注度高、掛職幹部多、發展特別快，離不開“三種背景”縣領導優勢疊加：中央與河南省到蘭考掛職的幹部擁有發達地區和省會城市的企業、資金、項目資源，引入了包括荷蘭技術的褐菇種植等現代農業項目;而本地成長起來的幹部則有着深厚的羣眾基礎，協調張莊鄉等基層組織土地和就業——兩者缺一不可，都需要黨政一把手協調、激勵和督促，才能形成投資項目的良性循環。

另一方面，縣籍幹部在新形勢下亟須“擴格局、謀發展”。現代農業和工業園區建設，比“圈地蓋房子”更有技術含量，這需要各級幹部對現代金融持續的學習和服務。中西部的絕大多數縣域經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已經從單純的勞動力輸出，變為積極吸引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如何把縣城裏的各級幹部積極性調動起來，讓年輕人、有見識的人回到鄉村，絕不是精神層面宣傳就能辦到的，需要創新機制保障。

還是以蘭考縣為例，為了發揮不同社會羣體的優勢，蘭考縣域層面引進了很多國家級別的龍頭合作伙伴，建設了縣城裏的產業發展基金、商學院、企業家協會、人才服務中介，持續為縣域經濟“賦能”。得益於中國證監會對蘭考縣脱貧的對口幫扶，掛職副縣長協調國家級的扶貧基金在蘭考設立了子基金，利用直接融資的平台，將全國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資源引入蘭考。這一做法對於我國大多數縣域經濟都是有借鑑意義的，無論是各類金融“財神爺”、還是信譽優質的上市公司，都是注重長期良性發展的市場化力量;即便是這些“產業智慧資源”能到縣城裏多走動，也對本縣籍幹部“擴格局、謀發展”是有益的。

引入“智慧資源”首先至少要能聽懂專家的建議，需要提升各級幹部的業務素質。幾乎每週，在統戰部的協調下，蘭考縣裏的商學院都能有針對性地從全國組織師資、安排課程，培訓縣裏“土生土長”的企業家和公務員，用現代企業治理和金融知識“武裝”頭腦。環境影響人，要讓部分基層幹部從“懶政、墮政”怪圈中掙脱，學習氛圍和新政商環境無疑都是最值得長期投資的。(作者是中證焦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