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潮：中日關係與法德關係比較

從5月一日起，日本將改元為令和。安倍首相解釋該年號“象徵我國豐富的國民文化和悠長傳統的日本古籍”，而為何首次不選用中國典籍？回答是“日本正迎來一個根本的轉換期，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時代，我們最終決定從日本的典籍中選用新的年號。”但據考證，這兩個中文字仍來自於中國古典。即使取自所謂的日本典籍，也完全是中國文字。我在法國參觀在集美博物館舉辦的日本古代書畫展，上面的文字全是中文，不看畫風，完全是中國書法和七絕古詩。所以，日本文字源於中國是鐵證。

新皇繼位改元本是文字遊戲，能否真使日本“迎來一個根本的轉換期”，有待於歷史加以印證，但安倍首相志得意滿的神態已顯露無遺。因為安倍執政總體順利，國內政局盡在掌控之下，國際上加速走向“正常國家”，有望成為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同為戰敗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任期雖已成為史上最長，卻已進入“後默克爾時代”。但必須知道，默克爾曾遠比安倍風光，而且即使是執政時間進入倒計時的，其國際影響力恐怕也是安倍望塵莫及的。

日本和德國同為二戰戰敗國，戰後國家成為廢墟，經濟重建和民眾生活從零點以下起步，後來都成為“經濟動物”。一則基本沒有軍費支出，二則受益於美國援助，三則獲利於冷戰“紅利”，高居於前面三者之上的則是精良的國民素質和高超的民用技術創新。日本和德國同為愛美國控制和監視最深且施壓最烈和美國駐軍最多的盟國，因而也成為接受美國外援最多的盟國。冷戰後德國實現了國家統一，成為歐盟事實上的盟主，是從冷戰中獲益最多的國家。特朗普稱盟國中“德國最壞”和“日本吸血”，不僅要德法交付駐軍費用，還要另加50%的“保護費”外溢費用(後來又加上韓國)，是從純商人角度做出的“純商業”論斷。

德國先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法國都首當其衝，深受其害。當戴高樂將軍提出法德和解和共建煤鋼聯盟消滅歐洲戰爭策源地的想法後，立即得到時任德國問題阿登納的積極回應。歐洲一體化建設由此起步。德國徹底清算納粹的戰爭罪行，並寫入法律。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受害紀念紀念碑驚世長跪，卻使德國從此在世界人民以上中挺直了胸膛。法德軸心作為歐洲建設的發動機和指導力量，也使歐洲成為戰後以來和平繁榮的穩定器，更成為歐洲國家間通過“妥協與合作”解決爭執的成功典範。

法德共同發起成立歐洲單一貨幣歐元，共同倡導和推動歐洲獨立防務建設。法德的國際合作已進入更深層次，如兩國駐蒙古使館合署辦公，在一些國家的文化和領事部門也已合併。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礎業已築成，兩國輿論已不再相互猜忌和攻訐。由於國力顯著增強，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8年G7峯會上“率領”其他國家領導人“集體怒對”特朗普，其他領導人圍在一旁只能直到“助威”作用，充分説明了德國的國際影響力。

日本是一個具有強烈對外侵略和擴張性質的民族，歷史上對亞洲各國造成了極為深刻的傷害，中國則是受日本侵害和受創傷程度最烈的國家。美國出於冷戰的需要而保留了日本的戰前政體，對日本的戰爭清算草草結束，致使日本不僅未能從發動全面對外侵略戰爭中汲取教訓，極在右翼歷史觀不時沉渣泛起，有時還會掀起巨大波瀾。日本作為一個崇拜強權和受虐心態極強的民族，除接受美國的霸權和保護，始終對美國㦗若寒蟬之外，對在戰爭中加害其他國家的罪行並未從內心真正懺悔，鄙視之情往往溢於言表，特別是在如何對二戰歷史和領土糾紛問題上遭受嚴重詬病。這是日本難以受到國際社會諒解和發揮與其國力相適應的作用的根本原因。

經常有學者和民間人士提出，為何中日不能像法德那樣實現“歷史性和解”，共同推動亞太地區的一體化建設與和平發展事業，根本癥結就在於此。雖然中日80%的民調都認為雙邊關係十分重要，但兩國關係仍不時陷入困難，國民感情也隨之跌入低谷。少數政客出於政治目的不時釋放負面信息，影響兩國重建互信和國民感情。日本媒體仍擺脱不了冷戰思維，不能全面和正確地看待中國的強大，對兩國關係發展往往起到的是促退而非促進作用。所有這些，都是法德關係中不存在的現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30-35%，已遠大於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和。中國對於日本和的重要性已在中日關係中佔據壓倒性因素。以法德為代表的歐盟和以日本為代表的亞太國家，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已不可取代。美歐日發展對華關係的基本出發點，都是獲取實際利益。

當前形勢下，中日共同利益和共同關切增多，加強協調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持續提升。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並持續呈現良好勢頭，但敏感脆弱的一面仍未消除。不斷增進政治互信，使兩國關係始終在正確軌道上運行，則是最主要的方向。日方將派高級別代表團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中方對此持歡迎態度。中方支持日方主持“G20”大阪峯會。雙方應堅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落實好“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對方和平發展”的政治共識，堅持對話協商，建設性管控分歧，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推進完善全球治理，在互利合作中謀求實現共同發展，為本地區乃至世界的發展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德國在戰後的表現，應該成為日本的學習榜樣。有朝一日，日本天皇或首相能做出德國勃蘭特總理同樣的舉動，徹底反思戰爭罪行，那將是日本擺脱戰敗國包袱，真正成為“正常國家”的一天。(作者為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歐洲中心主任，前駐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