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理平：大數據時代中國公民的隱私困境

同樣作為人格權的重要內容，中國公民一貫重視名譽權保護，對隱私權的保護卻一直是比較忽視的。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們經常把知曉對方隱私多少作為衡量彼此之間關係親疏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依據。中國公民不重視隱私，和“隱私”這個詞中的“私”字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漢語中，它經常作為一個貶義詞使用，且暗含“見不得人”“見不得陽光”，所以完全不應該被“隱”。隨着社會的發展和公民個人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中國人才漸漸意識到，隱私，其實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人格權利，它與社會的文明程度和人的尊嚴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與此相對應，在法律對隱私權保護長期缺席後，2010年我國制定的《侵權責任法》中，有了明確的隱私權保護條款。

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文明程度的快速提升，中國公民的隱私權保護意識也得到了很大的強化。人們開始採取多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隱私，同時，關於隱私的內涵也在不斷豐富。但是，隨着網絡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公民的隱私面臨巨大的挑戰。

網絡時代的到來，是現代公民突然收到的一份巨大的生存禮物。無處不在的網絡和流動的海量信息，為人們的生存提供了極大的便捷。與此同時，公民的隱私保護也面臨最為嚴峻的挑戰。大數據時代，公民的所有言行都被數字化，人們真正進入到了一個“數字化生存的時代”，而在這樣的場景中，公民的隱私極易受到前所未有的傷害：人們的上網痕跡、朋友圈點贊、網購行為、外賣習慣等，都可以通過快捷有效的大數據挖掘技術而整合成傳統媒體時代未曾出現過的數字化隱私。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被整合而成的數字化隱私還具有“無感傷害”的特徵，即公民的隱私數據被他人非法使用時，往往無法及時感知這種傷害的存在，但沒有感知並不意味着這種傷害不存在，而是其具有隱蔽性和滯後性，導致傷害程度加劇。

網絡時代，公民的隱私無處安放，每個人正在成為“透明人”，甚至，我們可能會面臨一個“赤裸裸的未來”。這樣一種局面的出現，是和傳播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全體公民對網絡認知的不足、隱私保護意識不強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隨着新媒體、自媒體的快速發展，公民可以非常便捷地在網絡上獲取和分享信息。通過分享，豐富生命的厚度與寬度，引發他人的共鳴，可以提升自己的生命體驗。同時，分享信息也是與他人溝通連接的一種方式，這種情況在社交媒體中體現得更為明顯。例如在微信朋友圈中的點贊、跟帖留言，可以有效增加彼此之間的感情黏度。當然，也有一些人通過分享相關的信息來提升流量，贏得經濟收益。但是，許多公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一個公共平台上分享信息，且分享的信息還包含有隱私的內容。與此相對應，相應的電商企業或者是網絡平台，也在公民使用網絡時，通過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方法進行數據的深度挖掘。在這個過程中，那些曾經非常簡單的數據，通過整合，變成了一種有隱私價值的信息。而所有的這一切就如美國學者帕特里克·塔克所言：預言中的信息時代已經來臨，隱私幻覺已經公之於眾，我們自然將我們的生活、我們所愛的人的生活暴露給全世界，大眾認為這一切無關緊要，於是，自我暴露實際上成了一種奇怪的強迫症。而隱私，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大量泄露。

關於中國公民的隱私意識問題，百度CEO李彥宏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中國人歷來不重視隱私。他們對隱私不敏感。他們願意用隱私換取便捷、優惠……這段曾經引起過軒然大波的話，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的是中國公民所面臨的客觀現實。首先，中國公民確實沒有重視隱私的傳統，只是在近年來，隨着人們自主意識的不斷增強，隱私意識才逐漸在全社會得到重視。所以説中國人不重視隱私，對隱私不敏感，這是一種客觀的描述表達。同時，隨着網購平台和外賣平台的不斷發展，中國人也非常願意通過網絡這種手段來採購衣物、食品。這個過程會獲得相應的便捷和優惠，當然同時也會在網絡上留下大量的個人隱私信息。我們必須承認，網絡時代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存方式。但是，所有的改變都不能以犧牲公民的隱私權為代價。

對公民隱私權有效保護的措施，首先需要提升公民的媒介素養和隱私意識。事實上，許多公民對新媒體、自媒體的大眾傳播媒體性質並沒有正確的認知。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在新媒體上傳播分享的信息，可以為更多的人所知曉並且可以快速得以傳播。與此同時，許多公民沒有良好的隱私保護意識。因為他們並不是很清楚哪些信息是應該被保護的非常重要的個人隱私信息。這些信息一旦被非法利用，可能對自己的人身會造成傷害。提升公民的媒介素養和隱私意識，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是之所以我們還需要反覆強調，是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所以應該多管齊下解決好這個問題，以有效地保護中國公民的隱私權。

與此同時，隱私保護技術也應有所作為。中國公民面臨的隱私不保的困境，與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關係密切，因此，應該確立這樣一種理念：技術導致的問題應該努力尋求技術解決的途徑。網絡平台和電商企業等應該採取有效的匿名、加密、數據擾動以及人們普遍關注的“刪除”技術，保護公民的隱私權。而政府主管部門政策法規的及時出台，當然是大數據時代公民隱私權有效保護的最後底線。(作者是中國新聞史學會媒介法規與倫理研究委員會會長，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