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鐳：“背向亞洲”是澳大利亞的危險歧途

澳大利亞本月18日將舉行議會選舉。 前總理基廷近日在為工黨站台的競選活動中尖鋭批評該國一些政府機構和人士，説他們無中生有地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已經“喪失了戰略方向”，正將澳大利亞引入“背向亞洲”的危險歧途。基廷是澳大利亞公認的最早倡導並身體力行“面向亞洲”戰略的政治領導人。正是他的戰略敏鋭性和高瞻遠矚，為中澳兩國在20世紀90年代後建立密切的互利合作關係奠定基礎，也為澳大利亞發展同亞洲國家的合作關係、避免淪為“貧窮的白人垃圾國家”作出重要貢獻。

澳大利亞的“亞洲威脅論”並非新鮮事物，也不是一成不變地專門針對某國，而是隨着亞洲國家的交替興起而不斷變化。自1901年立國以來，澳大利亞一些政客和軍方人士便固執地渲染“亞洲威脅論”。只要哪個亞洲國家強大，便會被他們扣上“威脅論”的帽子。

19世紀後期，已經外強中乾的中國大清王朝就被扣上過這頂帽子，直至1905年日俄在中國領土上大打出手，而清政府卻束手無策作壁上觀。日本此後便替代清王朝被視為澳大利亞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直至1945年二戰戰敗。同年獲得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因擁有眾多人口和較強的經濟、政治、軍事發展潛力，而被澳大利亞視作新的威脅，兩國關係因澳大利亞的遏制和霸凌而長期齟齬。

澳大利亞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歲月裏固執地渲染亞洲“威脅論”，主要源於對自身安全的憂心和對地區霸權覬覦的野心。澳大利亞的安全憂心源於其對澳洲大陸原住民土地的剝奪。由於國土來源缺乏合法性，因而擔心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鄰國會循其例，奪其地。澳大利亞的霸權野心則源於“白人至上”的偏見，以為自己的血統較亞太地區其他人種更為高貴，因而想在亞太和南太地區建立次地區霸權體系。

正是基於這“兩心”，澳大利亞自立國以來先後與英美兩個超級大國建立軍事同盟，以保障自身安全，並稱霸亞太;正是基於這“兩心”，澳大利亞才較其他西方國家更加倚重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並一場不落地積極參與由美國發動的每一場戰爭，對美國表現出其他西方國家難以企及的“忠誠”和“亦步亦趨”;也正是基於這“兩心”，澳大利亞某些政府機構、政客和軍方人士才長期固執地渲染亞洲國家“威脅論”。

勢易時移，今日的亞洲早已不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期的亞洲了。今天的亞洲不僅經濟上充滿生機與活力，而且日益成為國際社會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推動世界向着進步、繁榮與和平的方向不斷前進。自基廷政府於上世紀90年代初倡導廢除“白澳政策”以來，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建立了密切的互利合作關係，澳大利亞也因此取得經濟持續繁榮、人民生活水準位居世界前列、國際政治地位不斷提升的成就。

經濟上，亞洲是澳大利亞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引擎。據澳大利亞外交和貿易部統計，2018年，中、日、韓和印度是澳大利亞前四位的貨物商品出口目的地，佔澳大利亞商品出口總額的61%，而位居第五位的美國僅佔澳貨物出口總額的3.9%。滙豐銀行預測，到2020年，澳大利亞對亞洲的出口將佔其出口總額的85%。中國早已是澳大利亞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澳對華六週出口額超過其對英國的全年出口總額。澳大利亞服務業對華出口額超過其對英、美服務業出口額之和。由此可見，沒有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就沒有澳大利亞持續20多年的經濟繁榮和人民富裕。

政治上，亞洲是澳大利亞參與全球治理、推動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最為堅定的夥伴。由於四面環海，經濟體系不完整，澳大利亞一直視國際貿易為立國之本。任何損害全球經濟治理和貿易自由化的舉措，都對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有着極其不利的影響。某些西方國家近年來出現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對澳大利亞的實際和潛在傷害甚巨。澳大利亞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有着清醒認識，比如著名學者羅震(James Laurenceson)就曾多次公開演講，展示澳大利亞和亞洲在推進全球治理和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等問題上極其相似的立場和政策。

即便是在澳大利亞異常關注的安全領域，亞洲新興國家多在探索有別於西方大國崛起模式的新路徑。中國已經不止一次向世界宣示走和平發展道路，並提出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創新理念。筆者在國外工作和生活期間，親眼看到許多普通民眾對中國和平發展給予讚譽，認為這是國際社會之福、普通民眾之福。

以上分析表明，澳大利亞某些機構和人士為了一己私利大肆渲染“亞洲威脅論”和“中國威脅論”，的確是“喪失了戰略方向”。這也充分説明，西方某些人士雖然身處新世紀，但頭腦仍浸淫在冷戰、甚至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時代，這最終會危害澳大利亞的國家和民眾利益。(作者是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