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富：美日為何極力讓中國“提前畢業”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日前呼籲亞洲開發銀行減少向中國等已發展到不再需要金融援助的國家提供低息貸款。無獨有偶，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態度的新任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此前也表示世行應停止對華貸款。這種認為富裕的中國應該“提前畢業”了，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發達國家”的聲音，為何在此時一起湧來？

從表面原因看是中國不缺資金。的確，我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2018年我國GDP總量達到13.6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達30727億美元。但很多人沒看到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自身財力緊張、物資匱乏的情況下，始終堅持承擔國際責任，向經濟困難的國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而且，2013至2018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900億美元，年均增長5.2%。

從深層次原因看是遏制中國發展。美國正竭力在世行和WTO這兩大全球治理框架內，否定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其用意是使中國不僅不能再沾發展中國家的光，而且需要履行“發達國家”義務。在WTO框架下，近兩年來美日等接連發表5份聯合聲明，內容之一就是提議重新定義“發展中國家”，讓“更先進的”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或明或暗地針對中國。在世行系統內，美國一直反對將錢貸給外匯儲備達數萬億美元的競爭對手;2018年，在美國的壓力和協調下世行提高了對華貸款利率，並減少對華貸款。

30多年來，世行貸款項目涉及我國國民經濟的諸多部門，遍及我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支持我國建設了一大批關係國計民生的重點項目。在改革開放初期，世行貸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建設資金的不足。總體而言，雖然世行貸款總額只佔我國經濟運行所用資金總額的極少部分，停止對華貸款至少在如下兩方面對我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首先，影響我國的發展進程。1980年以來，世行一直根據我國發展戰略變化不斷調整其貸款戰略，然而扶貧與基礎設施建設一直是其扶持重點。1995年以後，世行貸款向環保項目傾斜，且呈現了由沿海向內陸、由發達地區向貧困地區轉移的格局。2006年以來，世行增加了向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度。2017財年，世行為我國16個項目提供了貸款，總金額達24.7億美元。2018財年，我國共有4個新增或追加項目獲得世行貸款，總金額約為4.03億美元。世行和亞行停止對華貸款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脱貧攻堅、環保、區域協調、共享等發展戰略的推進進程。

其次，示範效應將不復存在。近30年來，世行貸款大都用於對經濟和社會具有戰略性、長期性影響，但是投資週期長、風險高、私人投資不太願意進入的部門和領域。世行的貸款項目對私人投資和其他多邊機構具有明顯的示範效應。世行貸款通過對公共部門的投資，改善投資環境，激發投資信心，直接吸引國內外私人投資進入相關領域。

面對美日方面在世行、亞行發出“中國應提前畢業”的聲音，我們該如何應對？

第一，應據理力爭，表明嚴正態度。世行作為全球多邊發展機構，其宗旨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促進全球發展事業。世行不應成為服務於某國國家利益的工具，而應是為提升全球民眾經濟環境和各國發展經濟服務的金融機構,任何違背世行宗旨和原則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離“發達國家”的標準依然很遠。2018年我國人均GDP約9000美元，排在世界70位左右，相當於OECD平均水平的23%左右，貧困線標準不足美國的10%。世行設定的以人均GDP6895美元為貸款“畢業線”完全不合理，應該聯合其他國家表示反對並據理力爭。

第二，探索多樣化和多渠道的融資方式。中國區域經濟差距非常大，脱貧、環保、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等方面仍然需要大量資金，因此，積極爭取並有效利用世行貸款十分重要。同時，也需要積極探索與其他發展金融組織開展更有效、更多樣化的援助合作。

第三，重視世行對我國的技術援助和政策建議。我們應積極學習、借鑑和吸收世行關於如何改進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減少金融風險、改善企業營商環境、提高資源利用率等問題的國際經驗和政策建議。同時，我國的民間組織、社會團體可積極與世行開展多樣化的合作。

縱覽全球，“先天下之憂而憂”“行天下之正道”的中國在合作發展中受到排擠和打擊，這難道不是發展中國家的悲哀，是對聯合國憲章與世界銀行宗旨最大的諷刺？由於世界經濟的大環境讓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低迷，中國近些年的快速發展讓一些國家有了被趕超的焦慮，所以想在自己掌握話語權的國際組織機構中給中國下絆。“計利當計天下利”是中國的傳統思想，那種出於零和思維做出的舉動，短期內對中國有影響，長期來看受影響的是全球經濟，當然也包括那些國家自己。(作者是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