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不要低估美國的好戰傳統

美國防部日前將“林肯”號航母戰鬥羣和一支轟炸機特遣隊調往波斯灣附近，一些分析人士開始猜測美軍對伊朗動武的可能。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不止一次威脅對別國發起軍事行動，甚至可以説始終處於戰爭狀態。這些戰爭通常都被解釋為是尋求佔有石油等戰略資源或較其他大國而言更有利的戰略地位，但説實話，這實在是高估了美國發動戰爭時的長遠戰略規劃能力而低估了它的好戰傳統。

首先，美國參與的較多戰爭區域與其重大戰略利益聯繫並不密切，這一點在冷戰結束以來表現得尤其突出，美軍參與的1993年索馬里內戰、1999年科索沃戰爭、2001年至今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2011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2011年至今的敍利亞內戰等等無不如此。美方為其採取軍事行動所做的解釋可謂五花八門，諸如轉變聯合國功能、人道主義干預、大規模反恐、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強制民主轉型等不一而足。由於很少或根本不涉及美國重大戰略利益，美軍參與的這些戰爭實際上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在其國內和國際上往往備受爭議。

其次，美國對使用戰爭手段如此任性，與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安全觀念緊密相連，戰爭與擴張是美國外交的固有傳統，其背後的根本邏輯是“安全始於國外”或“美國自身安全根本性地依賴於對外部世界的美國化改造”。

美國頻繁發起戰爭反映了這一邏輯並塑造了美國自身的性格。自贏得獨立戰爭以來，美國就相信，如弱勢國家或政治力量不能實現美國化，美國擁有對其進行改造甚至驅逐的正當性。19世紀美國在北美擴張中以持續戰爭屠戮印第安人、掠奪肢解墨西哥、驅逐西班牙直至徹底摧毀其海外殖民帝國;20世紀冷戰期間美國持續達14年之久改造一場基本不涉及其關鍵地緣戰略利益區域的越南戰爭;冷戰後美國針對弱勢國家的系列戰爭等等，概莫能外。相較而言，對實力佔優或大致相當的國家，美國則往往尊重其特殊利益並尋求談判協商化解衝突。美國對19世紀北美大陸的英國、對20世紀的蘇聯就是這樣。

可以説，美國對與弱國、小國間的深刻分歧更易於訴諸戰爭，但對與擁有足夠實力國家的分歧，在動用戰爭選項時通常十分謹慎。美國參與的相當數量戰爭背後的地緣戰略邏輯十分模糊，而國家實力對比消長邏輯則相當清晰。前者導致美國在世界眾多區域頻繁捲入戰爭，後者導致美國與其他大國關係的極端脆弱。與多數國家不涉及重大核心利益不訴諸戰爭的邏輯不同，美國對世界美國化改造如此着迷，以至於其在實力所及的地理範圍內熱衷於發起或參與戰爭。只有為石油等能源或地緣戰略優勢才訴諸戰爭的通常觀念，的確低估了美國對戰爭的熱衷。

第三，獨立至今，美國自身行為方式在很多方面都與世界格格不入。就其傳統而言，美國不是安於現狀的國家。當強大時，它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改造世界，當實力減弱或遭遇挫折時，它往往會離羣索居，獨來獨往，保持自身行動自由。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捲入的多場戰爭可謂是其行事風格的寫照。美國幾近任性對不同區域發起干預或改造戰爭的記錄並不光彩，它帶來的通常是混亂、無數平民死亡、大規模難民潮。伊拉克、敍利亞、利比亞、阿富汗這些美國試圖以戰爭改造的國家無不深陷內戰或分裂泥潭。

另外，冷戰後美國戰爭決策的情緒化和非理性特徵明顯。美國一些主流媒體以既有的意識形態偏見誇大渲染國際事件，加劇了決策者在公眾輿論情緒化壓力下做出錯誤決定的可能。美國國內政治高度“極化”，更使決策者易於非理性地以戰爭方式來緩解或轉移國內危機。這些都增加了美國捲入戰爭的衝動性和隨意性。

總的看，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不滿和不惜以戰爭改造他國的頑固實踐，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國自身歷史傳統，帶有一貫性，其當代實踐給世界帶來深刻分裂和持久混亂。在對美國外交史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後，美國知名學者羅伯特·卡根深刻體會到了美國的“好戰”和“侵略性”傳統，得出“美國是個地地道道的危險國家(Dangerous Nation)”的結論。這雖然有些不中聽，但很大程度上也確實客觀概括了美國外交的本質。(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