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前進：美國正把“文明衝突論”變為現實

近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妄議中美關係是“文明和意識形態的較量”，此言論遭到很多人的批評。斯金納顯然是引用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於1993年在美國《外交》雜誌發表文章，預測冷戰後的世界形勢發展，認為國際衝突的根子將不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人類分歧和衝突的主要來源是文明，國際衝突會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展開。他突出強調穆斯林文明將與美國和歐洲為主的西方文明發生衝突。亨廷頓“文明衝突論”問世26年來，褒貶不一，相關研究著作不可悉數，有人説最大的受益者是出版商。

長期以來，美國一些政府機構、極右組織、新保守主義分子等，都十分推崇“文明衝突論”，贊同其關於西方與伊斯蘭文明衝突的觀點。的確，美國在冷戰後打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反恐戰爭，對手都是伊斯蘭國家。不過，美國的反恐戰爭並未讓美國更安全，反而陷入安全困境，刺激恐怖主義以及“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產生。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不但攪亂中東地區穩定，也使美歐和其他國家擾攘不安。

時至今日，“文明衝突論”在美國再次甚囂塵上，主要表現是“伊斯蘭恐懼症”呈變本加厲之勢。在此之前，“文明衝突論”的戰場主要在美國以外，但是現在衝突之火燒到了美國國內。美國總統特朗普出於競選和內政需要，多次説出“我們在和伊斯蘭開戰”的話。他身邊幕僚中，有不少人對伊斯蘭懷有恐懼和敵意，美國的基督教福音派、新保守主義分子和猶太集團等也火上澆油。“伊斯蘭恐懼症”極力渲染對伊斯蘭的恐懼與敵意，把美國國內問題都歸咎於穆斯林。鼓譟“伊斯蘭恐懼症”的勢力贊同特朗普總統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強大”口號，認為美國不夠強大或者衰落的根源，就是因為吸收大量外來難民和非法移民，而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密切關聯，穆斯林對美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在“伊斯蘭恐懼症”影響下，美國政府把“文明衝突論”從象牙塔理論變成了現實，出台一系列限制國內穆斯林的政策，從嚴控制國內的穆斯林，醖釀對300多萬的美國穆斯林發放特殊身份證，建立專門數據庫。有學者稱，美國政府不加區分地對穆斯林實施歧視政策，正進行一場不同族裔、不同價值觀之間，加劇仇恨與隔閡的“文化戰爭”。

筆者認為，“伊斯蘭恐懼症”和“文明衝突論”的本質，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和西方文明優越感。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正是因為歷史上接受不同國家、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移民，是世界的美國。而在眼下的美國，一向標榜的尊重不同文化的多元主義的面具被扯下。

在國內，美國政府正改變多元文化的傳統，要把美國變成美國人的美國。在國際上，特朗普也想把世界變成美國的世界。美國政府對外推行“文明衝突論”，其表現是繼續幹涉伊斯蘭國家事務，在中東遏制伊朗發展，偏袒以色列。

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外交上奉行務實主義政策，有區別地處理與伊斯蘭國家關係，並未完全按照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明確劃線。美國與沙特的關係就具有代表性，一方面，“9·11事件”襲擊美國的恐怖分子有幾個沙特人，美國有的組織一直主張追究沙特責任，對沙特的瓦哈比教也頗有微詞。去年發生的沙特記者卡舒吉被害事件，也影響到美沙關係。有人力主對沙進行制裁，沙特也威脅使用石油武器報復。但特朗普力排眾議，繼續發展與沙特的關係。美國發展與沙特的關係，看中的是沙特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豐厚的石油美元，以及在地區問題和格局構建中的作用。美國把沙特當作在中東的戰略新盟友，指望依靠沙特來遏抑伊朗，團結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可見，美國對沙特等伊斯蘭國家實行的是現實主義外交政策，把維護國家利益放在首位，並不在乎沙特的伊斯蘭特性，也不強調“文明衝突論”。

美國對伊斯蘭國家強調利益的現實主義態度，從其對敍利亞的干涉也可得到印證。2012年，在敍利亞危機之初，美國支持一些敍反對派組織，向他們提供槍支和金錢等方面的支持。而這些反對派組織中，有的就是極端伊斯蘭力量，與“伊斯蘭國”在組織和意識形態方面有勾連。但美國並不理會這點，而是把他們當作工具和代理人，用來推翻敍利亞巴沙爾政權。美國還和沙特、約旦等阿拉伯國家高度協調對敍政策。美國眼下打壓伊朗，主要依靠的盟國就是沙特等伊斯蘭國家。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問世26年裏被大家津津樂道，眼下又再度引起熱烈討論，説明文明差異、宗教和文化在國際關係和國家內政方面仍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美國處理與伊斯蘭國家關係的案例説明，美國仍把維護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放在外交政策重要地位，“文明衝突論”只是實現現實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總而言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個飽含爭議、充滿是非對錯的理論。而“文明衝突論”的危害，是美國對其他文明和國家不斷發展的恐懼感，進而採取敵對政策，這將引發國際關係新的衝突。如何消除恐懼的心態，南非國父曼德拉曾説過一句名言：勇敢不是沒有恐懼，而是克服恐懼。不知道害怕的人不算勇者，勇者是戰勝恐懼的人。(作者是外交官，曾任中國駐敍利亞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