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華盛頓“不留餘地”的策略難走遠

這屆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以“美國優先”為準則，追求美國絕對勝利、絕對安全的目標，對他國利益和國際局勢帶來突如其來的衝擊。作為曾經的全球化領頭羊，美國政府主動向別國施以貿易霸凌手段，破壞各國間自由貿易的信任基礎。作為自稱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警察”，美國頻繁揮舞軍事和經濟大棒，激化本已緊張的國際局勢。在美國政府看來，這種“可控混亂”正是實現“美國優先”的要義所在，但在他國看來，這種策略正在動搖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基石，將產生長遠的負面效果。禮崩樂壞而人心不古，這種美國製造出的動盪最終也將吞噬美國當前取得的些許“成果”。

美國政府在外交領域似乎絲毫不留餘地。國際經濟方面，同時推翻與北美、歐洲、日本和中國的貿易默契，甚至威脅退出世貿組織。退約和毀約是一種策略，根本目的在於通過重修新約為美國產業界爭取更優厚的待遇，擴大美國的涉外執法權和裁量權。這些談判的結果改變了國際貿易的公平、互惠互利原則。國際治理方面，也是幾乎退出大多數與其主張相悖的國際組織和協定，拒絕承擔國際責任。

安全方面，幾乎對所有“敵手”同時揮舞大棒，以清除美國所有外部安全風險為目標。美國政府先後對朝鮮、委內瑞拉和伊朗採取“極限施壓”手段，有意向外界釋放美國可能對三國採取軍事行動的信號。以經濟制裁為繩子、以軍事威懾為棒子成為當前美國政府獨特的解決國際問題的方式，試圖讓對象國面臨經濟蕭條和精神緊繃的雙重壓力，從而被迫接受美方的安全要求。

科技方面，率先採取“科技保護主義”，改變全球科技互聯互通、協同發展的大勢。這屆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突出了美國科技資源對美國軍事實力的重要作用，並認為這種優勢不能被他國所共享。美國商務部更新了出口管制制度，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技術列入管制名錄，不僅不對美國的主要競爭者出口，甚至也將限制對美國的盟友出口。美國政府對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無端打壓和對中國留學生的不友好措施就是這種“科技保護主義”的明證。

這種不留餘地、追求絕對安全和絕對強勢的做法，可能部分源於總統特朗普過去的商業實踐。這種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策略和認識，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中信奉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所持主張大體類似。雖然這些政策給國際社會帶來不少波瀾，但美國學界和智庫界總體上認可其根本邏輯。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整體上打了及格分，其中最為強硬的幾個政策甚至獲得了更高分數。

基於這種國內評價，美國政府很可能繼續將這種“絕對”策略發揚光大。該策略的要義在於合縱連橫，基於議題和立場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同時儘量破壞國際社會對共同關心議題的合作。只有這樣，美國才能逐步瓦解國際共識，讓國際秩序碎片化，演變為類似於企業間一對一競爭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優先”就不再特殊，美國相對的國力優勢也能儘量施展，激化國際局勢不會帶來連鎖反應。

然而，這種策略同樣存在三個不可控的風險，美國這一輪通過單邊主義鞏固霸權的做法很可能適得其反。

第一，將國家間競爭比作商業競爭容易讓競爭失控，影響本國的理性決斷。商業競爭之上有法律、政府和行業協會作為約束，而國與國之間競爭並沒有更高的約束機制。這意味着國家間競爭很難緩和，競爭烈度將不斷加大，甚至產生一些超越底限的行為。美國政府並沒有設想這種競爭會走多遠，性質會演變到何種程度。近期，有美國政府官員公然發出“文明衝突論”的危險信號，足見競爭已經開始讓美國政府的決策層陷入情緒亢奮的狀態。這種情緒很可能促使美國做出高風險的政策選項。

第二，美國或許高估了他國對於“大棒”的恐懼。美方認為，其他國家由於處於弱勢地位，最終必然向美國讓步，滿足美國經濟、政治或安全訴求。而美國從這些讓步中獲得的利益反過來會進一步增強美國的國力和強勢地位。但從歷史經驗看，一國顯然不一定會在軍事壓力或經濟打壓下服軟，相反這種壓力很可能讓對象國更加團結地採取對抗性措施，讓施壓國承受比預期更高的成本。

第三，美國低估了重新塑造國際秩序的難度。美國政府的最終目的是先破後立，在不斷破局後建立對美國更有利的國際秩序和制度安排。然而，國際秩序和制度依賴於各國間的相互信任和普遍共識，一旦舊秩序失去作用，新秩序往往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形成。美國追求絕對安全或絕對優勢的做法，不會改變國際社會多極化和權力分散的整體趨勢。隨着時間推移，美國可能並不能等來一個更有利於美國重建一超地位的局面。美國主動丟棄了指揮棒，再撿起來的時候會發現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