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濤：顛覆式創新需要“科學伯樂”

過度依賴和學習他國的創新技術已無法滿足未來中國發展的需要，中國必須要走自主創新之路。雖然我們很早就認識到創新對中國發展全局的作用，但在學習和模仿的紅利極為豐厚的時侯，不少企業只是把創新當成一種政治正確，極少有真正去實現的。當美國的貿易霸凌把我們逼上了必須通過創新求發展的道路時，中國是否可以藉此實現真正的自主創新？

提到創新，人們自然想到的是兩個問題：一是人才，二是研發投入。

2018年，中國高校畢業生數量為820萬，而2017年以色列人口總量為871.2萬。中國一年畢業的高校畢業生數量已經接近以色列總人口。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2014年發佈的《國家創新藍皮書》指出，中國研發人員總量佔到世界總量的25.3%，超過美國研發人員總量佔世界總量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國研發人員總量達到621.4萬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研發經費投入持續快速增長，2017年達17606億元，是1991年的123倍，1992年至2017年年均增幅達到20.3%。超過同時期GDP年均增速(現價)5.3個百分點。按匯率折算，中國研發經費總量先後超過英國、德國，並於2013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

有這麼多的研發人員，研發投入也不能説少。近年來在創新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步，但創新能力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依然有較大差距。筆者認為，除了存量劣勢之外，創新所需要的一整套符合科學創新規律的體制、理念和評判標準(創新體系)缺乏也是一大原因。中國已經具備了強大的研發體系，卻沒有能夠將其轉向強大的創新體系。

中國的研發體系長期以模仿、跟蹤、學習為核心，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些阻礙創新的機制和制度。在相當長時間內，我們把跟隨型的研發補課看作是創新。“填補國內空白”“達到國內先進水平”等就是相當好的成就。這在過去是相當有效的，但在今天卻成為根本性問題。我們沒有系統地理解科學是什麼，也沒有去認真理解什麼才是真正的科學創新規律。

創新，尤其原始創新是對基本技術原理的突破，因此，其思維方式需要回歸科學問題的起點。這是具備原創性的科學家或發明家往往對科學的本質甚至哲學有深刻理解的原因所在。創新型研發人才與跟隨型人才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有重大區別，因此，並不是只要在具體知識上具備專業能力就可以成為合格的創新型研發人才。這首先對我們人才培養教育體系提出重大挑戰。創新是有規律的，現代創新都是在科學範圍內的創新活動，因此，我們需要培養對科學的認識規律有深刻研究與理解的人才。日本當年受到貿易戰壓力不得不轉向創新過程時，進行了大量創造性思維的研究。而我們今天大量地在提創新，卻極少有人研究創造性思維活動的規律和能力是如何進行培養的。

如何去判斷和發現創新更是一個巨大難題。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創新很難，而準確地發現與有效判斷創新更難。創新就是形成原來沒有的技術和知識，它們常常超出業內專家的知識範圍。因此，即使是業內專家也往往難以有效完成這個任務，尤其是本身就不具備創新能力，並受到流程、技術標準等規範深刻約束的專家。

發現和支持創新需要有一整套機制。硅谷在這方面做了很好的示範。他們有一大批專業的天使投資人。這些人大多是企業經營者，懂專業技術、市場和管理。他們用自己的投資進行判斷，並且可以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市場和管理能力去支持創新走向市場。而我們至今依然深度依賴跟隨型研發時代的“專家評審”機制。徐匡迪曾説，中國的顛覆性技術都是被專家“投”沒的。顛覆性技術，這種創新在目前的行政審批和評審制度下，是難以實現的。

現代科技的創新、尤其是原創性創新大量產生於跨界產生的融合。馬雲不是學互聯網的，但卻推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成為現實。而中國許多高校和行業至今在學科邊界和專業邊界上深溝高壑。

時不我待，中國的科研人不能再滿足於追求表面的話語正確，現在是必須要下大力氣深入研究創新規律和建設創新體系的時候了。(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