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商業銀行絕不能脱離羣眾和市場

近日，具有相當資產規模的包商銀行被監管機構接管，受到社會關注。中國金融風險應該如何判斷？為應對中美貿易戰以及經濟下行壓力，金融行業應如何更好地服務中小企業、服務實體經濟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髓在於經濟內生性效率提升，必然伴隨着對低效率產能的淘汰，金融體系也是如此。一方面，市場應該坦然面對個別金融機構由於經營不善而被淘汰的現象。而且，貨幣當局和監管機構接管問題銀行，只是妥善處理包括儲户在內的諸多後續債權債務問題，而非對其“輸血”挽救。2019年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一年，社會各方已經習慣於過去幾年鋼鐵、水泥等行業落後產能被淘汰，金融行業“去產能”也是件必然發生的事。個別產業資本通過控制金融牌照為自己融資，違背了金融的專業性和獨立性，需要充分監督和規範。

另一方面，中國現階段出現無法控制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很小。中央政府對金融體系的控制力，並非僅僅依靠行政權力，而是基於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力。以筆者近期對多個省份的調研發現，雖然很多地方政府的投資和消費被政策抑制，但是自下而上的民間消費升級和消費細分依然強勁。以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水果市場的數據為例，雖然今年以蘋果為代表的很多水果價格上漲明顯，但是縣鄉兩級的消費能力和增速都讓經銷商始料不及。金融行業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沒有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結構調整，金融終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可期，可是為什麼中小企業總是感覺金融支持不夠呢？甚至有抱怨稱，規模化的商業銀行對縣鄉兩級企業的服務基本是缺失的，難以適應消費驅動的經濟轉型升級。這種金融服務的錯配，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個別商業銀行因經營不善而被淘汰的根本原因——“脱離羣眾、脱離市場、資金空轉”。商業銀行要發展，不能只服務於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只盯着房地產信貸政策放鬆，靠所謂“同業通道”擴充規模並粉飾風險，而是要“俯下身來”服務實體經濟。

歸根到底，還是過去二十年商業銀行的錢太好賺了。房地產相關企業依賴土地做抵押，各級政府依靠“增量資產貨幣化”的發展模式，“土地+國有”經濟成了銀行的“金牌客户”，信貸自然不喜歡有經營風險的中小企業。但是，幾輪財政刺激計劃和“保增長”投資，在房地產、地方政府平台和部分國有企業遺存了相當規模的不良貸款，商業銀行不得不通過“借新還舊”維持資產負債表，很多大銀行都有“空轉”的貨幣和資產，嚴重降低了利率傳導效率。未來幾年，除了個別商業銀行資不抵債退出市場，更多的商業銀行需要把業務團隊推向市場、用新業務化解這些“空轉”貨幣、擠出資產“水分”，靠新模式實現轉型升級。

各級政府同樣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挑戰，需要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帶動本地就業;而缺乏專業智庫、專業金融的產業發展格外困難，時常鬧出用公共財政補貼“騙子項目”的笑話。從消費增速的細分市場觀察，金融服務嚴重不足的縣域經濟，恰恰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領域，需要專業的金融機構通過結構化的融資產品激發企業活力。縣域政府希望引入市場化資金，為政府引導資金“加槓桿”、共同承擔風險;市場化資金也需要縣裏通過引導基金為項目風險“加安全墊”，無疑給金融中介帶來了業務機會——通過將縣域經濟“小、碎、細”的項目集中管理、股權債權相結合，是金融中介應對最基層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最佳路徑。

省一級政府也不宜直接用公共財政補貼產業項目。投資項目需要對現代經濟新興產業持續跟蹤研究，以便判斷項目的財務可持續性。近期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很多外向型的中小企業都面臨資金、資本的困難。營收下降的同時，卻又是轉型升級的關口。省級政府需要創新的市場化手段與針對性服務，這與政府通過商業銀行“圈地、融資、修路、蓋房”的傳統模式有着本質區別，需要綜合利用融資租賃、股份質押、直接融資等金融手段。一個值得借鑑的經驗，是重慶、山東等省級政府通過本省股權交易中心，為已經進行股份制改造並登記託管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將政府引導基金、商業銀行資金等多樣化資金聘請專業化團隊集中管理，針對諸如出口類企業、設施農業、裝備製造等專項資產管理計劃，解決更廣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總之，應對貿易戰和經濟下行壓力，需要提高各級政府公共財政的使用效率，需要緊貼市場的現代金融服務。這無疑為商業銀行轉型提供了機遇，通過直接融資產品和機構組織創新，不斷積累各行業和區域經濟的研究能力，服務中國多層次的消費升級市場，用優質資產逐漸化解體內的不良貸款風險。(作者是中證焦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