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文明衝突論”掩飾的是霸權主義

近來，“文明的衝突”重新成為國際輿論中的熱門話題。有兩件事成為誘因：第一是美國決策層正考慮基於“與差異巨大的文明作戰”的思想，制定對華政策。第二是此前發生的斯里蘭卡系列爆炸案，這次恐襲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斯里蘭卡國防部長事後稱，恐怖分子的動機就是對新西蘭清真寺槍擊案的報復。恐怖分子僅因宗教信仰差異便大開殺戒，似乎印證了“文明衝突論”。然而，用“文明衝突”解釋現實矛盾，看似深刻玄奧、直達本質，實則似是而非、主次顛倒。

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意識形態諸多層次中，宗教信仰距離現實政治相當遙遠，其對現實政治的影響也是間接而有限的。許多反例表明，宗教信仰不同，並非爆發衝突的先決條件;宗教信仰相同，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和諧相處。“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當前世界諸多矛盾(包括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更多是地緣博弈、經濟競爭、強權政治等“看得見、摸得着”的因素所致。因此，要想認識事物本質，不是將人間問題拉到天國，而是將天國的問題拉回人間。

“文明衝突論”將文明/文化因素當成矛盾的決定性因素，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唯心論。在西方社科理論中，歷史唯心主義是一種常見現象。有美國學者坦承：“西方歷史可以説是唯心主義的歷史，因為西方所依賴的是根據理論所建立的模型。”毛澤東曾説：資產階級在自然科學方面有很多好的預見，但在社會科學方面還是盲目的。例如，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是三大流行理論，其中現實主義接近唯物主義，但喜歡用靜止、機械的形而上學眼光看問題(沃爾茲所説的“結構”就是靜止不變的)，因此其可以解釋常態性現象，卻無法預示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衰落與滅亡。理想主義和建構主義則帶有明顯的唯心論色彩。“文明衝突論”就是西方社科領域唯心論傳統的當代延續。

“文明衝突論”背後

用唯心史觀引導政策和戰略，就像從鏡子中觀察世界：表面上看，它所看到的東西與現實世界無限逼真，但終究是“水中月，鏡中花”。用這種歪曲現實的唯心主義指導外交戰略，只會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美國用“文明衝突論”指導與伊斯蘭世界關係，就曾遭受重大挫折。20世紀前期，美國在中東地區形象良好，雙方相處和睦。但二戰後(尤其冷戰後)，美國中東政策的霸權色彩越來越濃：在阿以衝突中偏袒以色列，由此得罪整個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世界內部“拉一派，打一派”，使中東日漸陷入“黃鐘譭棄，瓦釜雷鳴”的逆淘汰。正因為美國推行霸權政策，才使中東反美主義情緒高漲，“9·11”事件很大程度就是這種反美情緒的極端反應。

有意思的是，美國沒有自我反思和批判，反而憑藉話語優勢，倒因為果，熱炒“伊斯蘭威脅論”。“9·11”事件後，美國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話語中，“文明”“文化”“宗教”“自由”“民主”等觀念氾濫，日趨成為解釋國際政治矛盾(包括反美恐怖主義)的理論起點。在回答“穆斯林為何恨美國”這一問題時，很多大腕學者將問題歸咎於“文明衝突”，而看不到美國學者對自身政策的反思，也看不到對不合理國際秩序的深度批判。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知名東方學家伯納德·路易斯認為，穆斯林反美情緒是源於對古代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競爭的歷史性反應，源於自身政治經濟的失敗和無知，而非美國的過錯。要想根除恐怖主義和反美主義，就必須在伊斯蘭世界推行民主改造。

理論上差之毫釐，行動就會離題萬里。正是由於熱衷於“文明衝突論”而看不到自己的霸權主義，小布什政府推出了“中東民主改造”“武力反恐”等偏激政策。後來的事實表明，這種“文明對抗”政策，既導致伊斯蘭世界空前動盪，也使美國軟硬實力嚴重受損。

霸權與好戰的本質

殷鑑不遠，美國卻重拾“文明衝突論”，並將矛頭對準中國。美國如今竭力遏制中國，主要緣於中美實力差距日漸縮小引發的戰略焦慮。

然而，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的本質根源，並非文明差異，而是兩國發展戰略的巨大差異：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美國則熱衷於戰爭。今年4月，特朗普曾致電前總統卡特，表示對“中國正超越我們”感到不安，並尋求對策。卡特就認為，中國沒有將一分錢浪費在戰爭上，美國則是“世界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這是中美差距縮小的根本原因。

進一步看，“文明的衝突”成為美國對自身霸權、好戰的掩飾，而之所以如此好戰，本質是壟斷資本牟利所致。一則，美國要維護美元霸權體系，離不開軍事手段。二則，維繫“債務經濟”使美國熱衷於製造戰亂。目前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債務國，美國只能靠債務維持繁榮假象。據美國著名學者安德森·維金推算，美國每獲得1美元GDP，必須藉助5美元以上的新債務。只有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加動盪與混亂，鉅額資本才會乖乖迴流美國，這使美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喜歡製造戰亂。三則，美國金融寡頭與軍工複合體相互勾結，已形成“大炮一響，黃金萬兩”的經濟軍事化機制。目前，美國龐大的軍事開支遠遠超出維護國家安全的正常需要，實際成為壟斷資本從中漁利的工具。美國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主要受益者就是軍火商和投資銀行家，美國政府和普通民眾則承受巨大代價。從這一意義上説，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外敵，而是國內高度異化的壟斷資本。

遺憾的是，當前的美國決策者不能或不敢正視主要矛盾，也沒有吸取此前與伊斯蘭世界因為矛盾衝突帶來的慘痛教訓，反而開始用“文明間衝突”的標籤定位中美關係。這意味着，美國很可能在“同一個地方摔倒兩次”。(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