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球:“印太戰略”背景下韓美同盟的新變化與轉型
作者:李敦球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後立刻推出了所謂的“印太戰略”,並在逐步實施中不斷完善。今年6月1日,美國國防部發布的最新版《印太戰略報告》中寫道:“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參與根植於我們長期的安全聯盟,這是我們戰略的基石。為此,我們加強了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的聯盟。”文在寅於2017年5月10日就任韓國總統,也就是説,文特時期的韓美同盟關係是在“印太戰略”背景下正在建立的新型同盟關係。
一、韓美雙方為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做前期準備。《印太戰略報告》第三部分“美國的國家利益及防禦戰略”中寫道:“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尋求和平,盟友和合作夥伴承擔相應的責任以防範共同威脅。”在這個理念下,美國和韓國政府在加緊協商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併為此準備條件。
韓國國防部長官鄭景鬥和美國國防部代理部長沙納漢6月3日上午在首爾舉行會談,就今年8月韓國將領指揮的“19-2同盟”(即原“乙支自由衞士”聯合軍演)韓美聯合指揮所演習(CPX)進行了協商。此次演習將對韓軍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所需的“初始作戰能力”(IOC)進行檢驗和評估。韓國軍方相關人士表示,這是檢驗韓國是否具備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能力的第一道關卡。唯有成功過關,韓美軍方推進的作戰指揮權移交計劃才能順利落實。若評估結果顯示韓軍能力仍需完善,戰時作戰權移交時間或推遲至原先預測的2022年以後。
韓國官員6月4日披露,韓美聯軍今年8月舉行驗證韓軍戰時指揮能力的聯合演習,按照未來聯軍指揮編制實施,由韓軍將領擔任司令,美軍將領擔任副司令。韓美聯軍組建了50多人的聯合驗證團以客觀高效地評估韓軍在戰時行使作戰指揮權的能力。美國向韓國移交作戰指揮權後,聯軍中的韓方最高指揮官將由副轉正,美方指揮官則由正轉副,戰時改由韓軍將領擔任未來聯軍司令對聯軍行使指揮權。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議長(總參謀長)樸漢基和駐韓美軍司令艾布拉姆斯將在下半年作戰權基本運用能力評估(IOC)演習中臨時擔任正副司令。這在韓美關係史上是第一次。
鄭景鬥和沙納漢在會談中還決定將韓美聯軍司令部總部遷至駐韓美軍平澤基地“漢弗萊營”。對此,韓國有觀點質疑這意味着“對朝防衞鐵線”消失,以及有事時駐韓美軍可輕易撤離。針對此疑慮,韓國國防部發言人崔賢洙6月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即使韓美聯軍司令部總部遷至京畿道平澤,韓美聯合防衞態勢也不受任何影響。
二、拉韓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多邊軍事與安全機制。美國在《印太戰略報告》中指出:“加強對多邊組織的領導以提高國家影響力,從而保護美國的利益和原則。”今年5月23日至28日,美國、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在關島附近舉行了代號“太平洋先鋒”海上聯合軍事演習,這是美日韓澳4國首次在西太平洋舉行聯合軍演。路透社認為,此次“太平洋先鋒”軍演是美日韓澳海上力量聯合的一次最新展示,其政治意藴遠大於軍事意義。在美國今年1月發佈的《導彈防禦評估》報告中,美國提出美日韓澳4國將開展反導合作。
今年6月2日,鄭景鬥、沙納漢、日本防長巖屋毅在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會晤,會晤後發佈的聯合公報指出:“3位防長強調3國主導的三邊、多邊安全機制在維持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並決定加強包括信息共享、高層政策協商、聯合演練等在內的安全合作。美方再次重申對韓日的防衞承諾。”三方還在會上就地區熱點問題交換了意見。聯合公報指出:“三方一致認為應當保障航行和飛行自由,依據國際法原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其目標指向和野心暴露無遺。
三、美國公開要求韓國慎選5G供應商,企圖將韓國新南方政策全面綁在美國“印太戰略”上。美國駐韓大使哈里斯6月5日在首爾出席一場研討會時公開表示:“5G網絡安全是保護盟國通信的關鍵要素”並強調韓國電信廠商應慎重選擇5G網絡設備供應商。哈里斯説:“如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所説的那樣,世界需要可靠的網絡系統。為了節省一時的成本而選擇不可靠的供貨商,將難免面臨長期安全風險。因此,選擇值得信賴的供貨商將有利於提高安全和成本效率。”這被認為是美國直接公開要求韓國不要使用華為5G設備。他還説:“韓國新南方政策和美國印度太平洋戰略需要創意和服務自由流動,數據跨境流動將帶來新的機遇。”可見,哈里斯是想將韓國的新南方政策全面綁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上。
在這個問題上,韓國政府的立場似乎並沒有在中美兩國之間作出明確的選擇,保持了模糊態度。韓國三星電子、SK海力士、LG電子等IT巨頭近期就中美貿易戰和美國抵制華為給公司業績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並制訂應對措施。對此,我們在戰略上對韓國不應抱有任何幻想,韓國政府在“薩德”問題上的所作所為是為前鑑。美國在《印太戰略報告》中説:“隨着大國競爭加劇,我們將繼續投資、有所行動和調整方向,以維護使所有國家受益的規範性國際秩序。為了維護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自由和開放,將把我們在該地區的拓展活動建立在我們強大的聯盟和夥伴關係的基礎上。”韓美同盟未來的走向,值得關注。
(作者為國際問題專家、曲阜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本欄目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