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夯實G20“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台”地位

二十國集團(G20)大阪峯會將在28日到29日召開。世界目光再次聚焦G20及其未來的走向。G20誕生於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以財政部長和中央央行行長的論壇起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催生下升格為元首級峯會，至今已經歷30個春秋。回顧歷史，展望未來，G20這30年正是世界發生巨大變化、中國深入參與全球治理的三十載。有幾點值得深刻思考。

第一，G20是大變局時代全球治理調整和轉型的產物，是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的補充和完善，為遏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協調大國經濟金融政策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大變局中，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力量上升，“東昇西降”或“新升老降”，尤其中國的發展及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創造了奇蹟，引起各國廣泛關注。而美國對世界力量對比變化和國際秩序面臨調整、尤其中國發展壯大產生嚴重戰略焦慮，應對失措、難以適應。

美國再次奉行以自我為中心的對外政策，內顧傾向和孤立主義嚴重，美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碎片化”及“無序”狀態蔓延，國際權力結構面臨再平衡、全球化利益面臨再分配的新局面，國際局勢和大國關係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大大增加。

二戰以來，美西方國家倡導以自由、平等和人權為保障的自由國際主義和世界政治秩序。但現在，這種“自由霸權”面臨崩潰，用來應對全球挑戰的一系列國際規則、制度、機制亟待調整，美國正在制定新的全球戰略，以遏制中俄兩個“主要競爭對手”。在美國對外政策辯論中，“文明衝突論”異軍突起，可能成為美主流意識形態，東西方傳統衝突有可能演變為以宗教、種族和文化異同為特徵的大國社會、文明對抗。國際關係進入以新全球化、新意識形態化為特徵的轉折期。

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發展帶來“大變局”期間人類經濟活動、生活方式和國家競爭形態的大變化。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多種重大顛覆性技術湧現，科技成果轉化明顯加快，產業組織形式和產業鏈條更具壟斷性。主要國家加大對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的投資研發。科技能力成為衡量一國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並上升為大國競爭和博弈主戰場之一。

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爆發的，而無論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還是西方發達國家七國集團，當時都沒能力協調解決如此重大的全球性危機。G20因其構成平衡、規模適中、囊括了全球主要經濟體應運而生，逐漸被確定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台”，在應對和逆轉金融危機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次，G20是中國為全面應對全球政治、經濟、安全、文明挑戰首次主動提出中國方案、拿出中國力氣的全球治理平台，是中國多邊外交積極進取、深入參與全球治理，乃至在部分領域發揮引領作用的“試驗田”和試金石，在中國與世界關係發生重大變化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同舟共濟”應對危機的全球合作伙伴關係、加強大國政策協調的人類利益共同體意識、關注發展問題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幫助它們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和反對各種形式保護主義等等，都是中國在G20範疇內持之以恆積極推動的思想和做法。這些中國的思想和努力，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為近年來全球化發展，為扭轉“逆全球化”蔓延、為克服貧富差距引發的民粹主義、為克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都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也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發生深刻變化的30年。中國通過G20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世界通過G20也重新認識中國。

第三，G20近年來從集中應對金融危機轉向統籌全球經濟治理的進程並不順利，這主要有內外兩方面原因：

一是這些年百年大變局產生的裂痕不斷擴大，大國國際合作共識和意願減少，而大國相互猜忌和競爭增大、地緣政治經濟矛盾激化，國際關係複雜化和敏感化削弱了G20正常運作的基礎。2010年以來，除2016年中國主持召開的杭州峯會產生多項成果外，G20總體陷入進退兩難境地，G20峯會宣言的內容大多流於形式，無法落實。

二是G20內在的缺陷。G20既沒有常設領導機構，也沒有秘書處，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決策和執行機制。雖然經合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金融監管機制等都是G20賴以落實決策的機制，但雙方並無明確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和政策執行落實的規則，而且這些機構的決策和執行過程並非G20成員可以控制。

第四，中國希望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更加有效、公正、公平的首要平台，併成為與其他大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有效平台，繼續作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的有力補充，為國際秩序調整做出貢獻。

當前美國政府“美國優先”的利己、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對中國的“全面戰略競爭”造成中美關係的惡化，這不僅對雙邊關係增添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還可能使G20成為中美博弈在多邊領域的“角鬥場”之一，G20議程包括與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銜接等，要取得進展和突破難度更大。

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全球性大國，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大國關係如何糾纏複雜、全球治理如何困難，都需克服阻力，努力支持大阪峯會取得實際成果，積極扶持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台”，努力創造條件落實歷屆G20峯會的各項決定。中美作為兩大經濟體和全球大國，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對G20的未來有着決定性影響。兩國有責任繼續攜手推動G20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不能前功盡棄，事倍功半。(作者是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整理自在“G20大阪峯會與中國利益”主題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