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推進務實合作的新時代中日關係

當地時間27日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阪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雙方達成十項共識，並認為應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同處東亞的世界第二、第三經濟大國的首腦，致力於在多邊舞台發揮務實有效、積極負責的作用，推進世界經濟健康穩定發展。中日兩國領導人的共同擔當，決定了新時代中日關係迎來務實發展新階段。特別是，此次習近平主席風塵僕僕，徑直奔向大阪G20主會場的工作狀態，充分展現了新時期中日關係務實合作的新常態。

G20經濟總量佔世界86%、貿易額佔80%、人口占64%，其影響力遠超G7。美國金融危機10餘年，G20峯會及其系列會議協調政策、共同努力，使世界避免了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型長期衰退。G20機制體現了當今世界經濟的新特徵，更折射着中日關係的新結構。

一方面，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推進中日經濟關係結構變化，中日關係超越了市場依賴，呈現在生產能力及其供應鏈上的依賴特徵。如1995年到2018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總額擴張了5.6倍，而從美國的進口總額僅增27%。與此同時，從中國進口總額2018年達19萬億日元(約合1萬億人民幣)，而從美國的進口僅為9萬億日元(約合5千億人民幣)。日本對“中國製造”供應鏈的依賴遠超美國。

另一方面，二戰後美國一直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場，而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後，中國一度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出口國。如此看來，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下，縱使日企想調整產業佈局，重構產業鏈，但中日間巨大的貿易存量折射出地區產業分工體系無法脱鈎。中日經濟依存根植於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積累，很難隨着華盛頓的指揮棒起舞。

當下，世界迎來技術創新和新產業形成的新時代，中日關係恰逢兩國製造業由大到強的共同機遇。第四次產業革命浪潮將中日推向時代前沿，共建產業鏈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升級版，以一體化的市場共築“世界技術標準”。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踐行5年有餘，“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逐漸摸索出新共識。中日兩個超大經濟體共同發展的“外溢效應”，為沿線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市場形成提供了內生動力。中日“從競爭到協調”，企業在競爭中找合作，將成為新時代中日關係務實發展的新特徵。

國際協調與合作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新時代中日關係也需適應大國關係新變化，預備紮實可靠的政治儲備。2014年以來，中日領導人達成了改善兩國關係的“四項原則共識”，為新時代中日關係定了基調。2018年中日實現領導人互訪，雙邊關係重歸正軌。而今，國際風雲變幻，多邊自由貿易秩序，乃至二戰後國際秩序屢遭踐踏，中日領導人在多邊舞台協調政策，為新時代的大國關係率先垂範。

和平崛起的中國，及其主導建立的周邊大國關係，尤其是新時代中日關係，堪稱踐行大國責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時代典範。(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