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歷史劇對歷史要有温情和敬意

最近，網劇《長安十二時辰》受到不少網民追捧。筆者沒有追劇嗜好，但看了不少對該劇的介紹和評論，也有點話想説。

歷史對文明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歷史事實基礎上，後人對歷史的評價實際上都是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的結果。長期以來，受歷史虛無主義和進步論的嚴重影響，國內外一些理論家、歷史學家對於中國歷史抱一種否定的態度。雖然中西方文化優劣比較在學術界長期存在，但中國歷史被西方標籤化的現象比比皆是。由此導致我們很多關於歷史的文學作品和大眾藝術要麼輕易否定、要麼肆意歪曲中國歷史，有的將中國歷史庸俗化，或隨意編造以迎合某種意識形態。即便是一些正面介紹中國歷史的文藝作品，經常也因為受西方觀念的框架約束，要麼對其真正價值認識不足，要麼用西方之尺削足適履。整個中國歷史在西方意識形態的籠罩下，就像是一個無處申辯的倒黴蛋。

我在《長安十二時辰》的一系列介紹和評論中，感受到了錢穆先生所説的對於本國曆史的“温情和敬意”。該劇原著作者是一名80後，有在國外留學及在外企工作的經歷。這種經歷符合我對當今中國年輕人的期待和評價：只有真正接觸和了解西方，才能避免書本對於西方的美化和誤導，由此也就更容易擺脱西方的觀念條框，對中國歷史抱有真正的“温情和敬意”。這並不是説要對中國歷史進行美化，而是要擺脱西方觀念的先入為主，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同時面對中國和西方。尤其是當今中國正處於國力不斷上升的階段，我們提出文化自信，對於自身歷史的“温情和敬意”是絕對不可少的。也許，對於中國歷史的態度契合當今無數年輕人的心態，正是該劇受追捧的重要原因。畢竟，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發現，否定中國歷史，把中國歷史等同於鈎心鬥角的宮廷詭計，是經不起細看和推敲的。

當我們有了這樣一種態度，同時會對很多看似絕對的西方定論產生理所應當的質疑。例如，《長安十二時辰》中講到唐朝時的一種“職業”，被稱為“不良人”，這是當時負責社會治安管理的小吏，類似於今天的刑事警察。筆者曾翻檢多本國內警察院校的教科書，都認定警察誕生於英國，而中國的警察歷史起源於袁世凱將北洋部隊改裝警察後進入天津的時刻。當然，這些教科書都加了定語，稱之為“現代警察”。於是乎，英國之前的警察都可以歸入“非現代”而忽略不計。事實上，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學術定論。即便是“現代警察”，我們也可以明確它的幾個特徵：非軍隊、非民眾、職業化。按此標準，唐代的“不良人”至少已經具備兩個半特徵。而早期的英國“警察”或稱治安官，最多具備上述一個特徵，即非軍隊。隋唐開始，中國有了正式的科舉制度，它所選拔的是“官”，在官之外，行政工作還需要很多“吏”，它是民眾裏面較為富裕的人羣為政府的“服役”。這項政策類似於現代社會累進制的個人所得税，本意是富人多繳税，窮人免繳某項税。但實施長了便出現很多弊病。這一現象的改變是北宋王安石的變法。其方法是富户不用出人承擔“吏”的無償服役，改為出錢，政府再用這筆錢僱用合格的專業人員，而不再是無償服役，從而避免“不良人”的腐敗。這是繼科舉制度選拔官員之後，用公平方式僱用“小吏”的創舉，基本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公務員制度的源頭。

筆者這番帶有學術性的分析，在劇中未必有深入的闡述。但我希望它能讓更多人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古代制度。只要擺脱歷史虛無主義，我們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就會有全新的理解，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會有更多的自信。在中國歷史的大範圍內，此類工作還有很多。筆者希望年輕人能夠承擔起時代賦予的這項重任。(作者是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