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純：希臘大選預示歐洲“風向”？

提前舉行的希臘大選7日落幕，齊普拉斯未能挽救其領導的激進左翼聯盟的頹勢，以31.6%對39.8%輸給了由米佐塔基斯掛帥的中右翼新民主黨。由於齊普拉斯及其政黨是歐債危機爆發後，所有歐盟國家中首個贏得大選的左翼民粹政府，而新當選的米佐塔基斯和該黨被視為是親歐的傳統保守政黨，故這次政府更迭和政黨輪替在歐洲被賦予了標誌性的意義：民粹政治力量在歐洲退潮和歐洲政壇迴歸傳統。

對希臘大選的結果和這一泛歐意義上的推論，筆者認為：首先，希臘大選的結果具有該國的特殊異質性。希臘是歐債危機中身陷泥沼最深、結構性問題最多、民眾遭受影響最大、復甦最慢的國家。這使得在野時反對緊縮政策、呼籲脱歐的齊普拉斯及其左翼民粹政黨得以當選。但希臘超高的債務、失業率、嚴重結構失衡的國民經濟和外貿結構，以及在歐盟中相對較小的國家規模，使其在當選後即使獲得了民眾在公投中授予的脱歐許可，面對歐盟“要走不留”的態度，也無底氣啓動脱歐，反而屈膝與歐央行、歐盟和IMF組成的“三駕馬車”協商，實施了其在野時強烈反對的緊縮政策。

顯然，對希臘選民來説，一方面，其違背了當時反緊縮、毋寧脱歐的承諾，實施的緊縮政策與新民主黨執政時並無太大區別。另一方面，經過痛苦的緊縮政策等退出了救助計劃，而尋求經濟復甦和歐盟進一步的扶助，相對而言，無疑親歐和更懂經濟的新民主黨是更好的選擇。

其次，從歐債危機和歐盟外圍國家開始，以資本自由流動為特徵的經濟全球化帶來對歐洲民眾(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負面衝擊，加上對恐怖襲擊、難民湧入等擔憂的渲染，以及傳統建制政黨出於政治正確性而怯於直接回應民眾對這一系列危機的焦慮，最終留下政治真空。這都為極左翼和右翼利用回應民眾呼聲而崛起鋪就温牀，這種反建制反傳統在難民危機中達到了頂峯。

目前，隨着歐洲難民危機壓力的消減，傳統政黨對相關呼聲的逐漸重視和回應，英國“脱歐”成“拖歐”的榜樣效應，以及來自美國的壓力，民粹政黨上台後並無亮眼表現，甚或更糟。這使得歐洲民眾對極端民粹勢力和政黨的口號式政策宣傳，有了較深的體會和日益增長的警惕。在不久前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可以看到：極端民粹政黨雖有所增長，但傳統建制政黨和擁歐派仍是難以撼動的主流正統。一句話，歐洲民粹勢力和政黨呈現退潮跡象。

最後，民粹勢力和政黨在歐洲的退潮，並不同時意味着向原來的傳統政黨和大勢的簡單迴歸。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歐洲政壇和歐洲一體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博弈：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某些負面影響和來自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壓力，使得進步相對緩慢的歐洲國家呈現出封閉的傾向，而歐盟又須臾無法離開多邊和開放;民眾對傳統建制政黨的不信任和對極端民粹政黨的警惕，使得類似綠黨和自由民主黨這樣的中間政黨選票大增;極端民粹領導人和政黨如瑪麗·勒龐等，放棄公開“脱歐”叫囂，轉而要求“改變歐盟”。

“當家才知柴米貴”，意大利的“五星運動”執政後也明顯降低與歐盟對抗的調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些民粹政黨登堂入室後的演化路徑。隨着歐洲新領導人遴選過程中原有的一些制度被廢棄，老一代歐洲領導人的影響力日漸式微，歐洲將如何走下去？我們拭目以待。(作者是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