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豐:西部基礎設施建設追求的是改變
作者:王元丰
在地勢非常險要、距離河底150米高的斷裂大峽谷上建一座大橋,這在很多國家被網民看來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近日卻在中國西部山區取得重大階段性進展。位於川滇黔三省交界處的“雞鳴三省大橋”主拱圈順利合龍,相關視頻及照片在網絡上公佈後,引起了巨大關注。然而,這背後並非只是中國橋樑建造能力和技術獲得突破這麼簡單。
橋樑不僅跨越了峽谷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橋樑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已經獲得國際公認。在世界橋樑界有種説法:“上世紀70年代以前看歐美,90年代看日本,而到了21世紀,則要看中國。”中國不但建設了世界上數量最多的橋樑(公路橋樑總數超過85萬座,鐵路橋樑總數超過20萬座),成為世界第一橋樑大國,而且在代表橋樑建設水平的世界排名前十的大跨度橋樑(包括梁橋、拱橋、斜拉橋、懸索橋),都有半數在中國。尤其像去年建成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是世界總體跨度最長的跨海大橋。這些數據標誌着,中國已從世界橋樑大國進入世界橋樑強國的行列。
而經過3年的施工,才迎來了主拱圈合龍時刻的“雞鳴三省大橋”,接着將進入橋面鋪裝階段,今年年底大橋將正式通車。從指標數據上看,這座大橋可能並不亮眼。因為主跨僅為180米的鋼筋混凝土拱橋,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都不稀奇。那麼這個坐落在四川、雲南和貴州三省交界處的大橋,為什麼會引起社會這麼大的關注?
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有三個:
首先,這是一座建在大峽谷懸崖峭壁上的大橋,從谷底到橋面就有50多層樓那麼高。一方面修建這座橋樑面臨的基礎條件和自然條件,比在城市裏要困難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另一方面,正因為是建在懸崖上的大橋,還要考慮便於今後維護。所以,在某些小技術和數據指標上,這座大橋是國內首創或者第一的。
其次,作為赤水河流域重要的渡改橋工程,這座橋建成後將解決三省交界一帶數十萬羣眾的出行難題,有力助推烏蒙山區脱貧攻堅。因此,巨大的社會意義決定了其重要性。大橋修建完成後,四川敍永縣和雲南鎮雄縣兩地交通時間將大大縮短。過去兩地的人去對岸,開車需要兩個半小時;如果爬山、渡河約一個半小時;而未來有了這座大橋,去河對岸開車僅1分鐘,步行也就300米,人們就可以跨越那阻隔多少代人的天然大峽谷。
再次,讓“雞鳴三省”山區老百姓真真切切體會到,現代科技進步和基礎設施建設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推動作用。“天塹變通途”,不僅讓探親訪友、工作學習更方便,對於經濟發展,有了這座橋,雲南的煤和四川當地的水果、煙草等都能夠更快運出去。當年中央紅軍一渡赤水的行軍就在此處;中國革命轉折中的重要一環,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就是在這裏召開。紅色旅遊資源也可因此得到開發。這些都讓這個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更加有活力。
西部更需要脱貧路橋
過去一段時間,由於中國強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頻頻帶給各地的“品牌工程”“旗艦工程”,讓很多中國民眾對此覺得習以為常。從而對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成績的驕傲,似乎變得心態越來越平靜。而這次“雞鳴三省大橋”的建設在網上引起關注,讓我們有了一些新的啓發。
第一,中國橋樑大規模建設的高峯應該説已經過去,當然,未來還有諸如瓊州海峽大橋等高難度、技術挑戰性非常強,跨度更大、長度更長的超級大橋需要建設。但是,在未來建設中,更需要建設像“雞鳴三省大橋”這樣對改善當地人民生產和生活有重要影響的橋與路。這些橋或者路,雖然不會創造任何“世界第一”或者“中國第一”,但對於當地社會和百姓,卻會留下永遠不會忘記的改變,在他們心中寫下“第一”。這也是中國政治體制優越性的體現。不少網友留言説,看到“雞鳴三省”那樣的懸崖峭壁,西方選舉制國家的政府或許覺得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從實地勘察、設計方案到施工建造,不同黨派的政府估計都換了兩三茬了。
第二,相比城市裏的基礎設施建設,廣大西部地區還有很多空白之處,尤其是西南部地區山嶺縱橫,建設橋樑對於促進那些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意義更為重要。但這也對我們的橋樑道路建設,提出了更深入、更困難的要求。
例如在2016年一年,貴州省就新建成高速公路橋樑6000多座,幾乎擁有各種現代橋樑類型,被稱為現代“橋樑博物館”。儘管如此,與廣大人民對超越崇山峻嶺限制的渴望相比,尤其是與那些生活在偏遠山區的農民希望便捷地與大山外面的世界溝通交流的願望相比,還需要在城市之外的地區,在合理做好技術經濟論證的情況下,建設更多像“雞鳴三省大橋”這樣的,讓偏遠地區的農民和百姓受益的橋樑。
最後,要建設助力扶貧攻堅的橋樑。十九大報告莊嚴承諾:堅決打贏脱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具有重大歷史和現實意義。而當前脱貧攻堅已經進入決勝階段,如何讓深度貧困地區脱貧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深度貧困的特徵可以概括為“兩高、一低、一差、三重”,“一差”即基礎設施和住房差。因此,補齊深度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短板,是決勝扶貧攻堅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且,對於深度貧困地區的長遠發展來講,有了聯通外部的道路與橋樑,他們發展的基礎就會更牢靠。因此,像“雞鳴三省大橋”這樣解決當地脱貧“卡脖子”的基礎設施,要多多建設。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組織力量,對深度貧困地區的交通建設進行專題研究,分不同層次制定規劃,併發揮政府、社會和市場多方面的作用,採取多種投資方式,讓貧困地區百姓能夠擁有更多的脱貧路和脱貧橋。(作者是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可持續土木工程專委會理事長、北京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