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規制人工智能關鍵在全球治理創新

技術發展不斷對全球治理提出新要求。德國學者近期在《國際政治》上發文探討“民族主義4.0”，認為全球技術軍備競賽、缺乏法律制約、灰色地帶增加以及國內控制的數字化，將導致各方更多的以“民族主義”視角來看待和運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並認為由此將導致國際社會面臨新的威脅。

這種觀點的提出是有意義的，但其背後的認知分析框架並不能真正適應當下需求，難免陷入某種結構性困境之中。

首先，對人工智能的認識以及討論應避免泛神秘化。其一，從人工智能自身真實的發展程度而言，距離所謂“能自主思考的機器”，或者“可以像人一樣的機器”，乃至“可能威脅整個人類生存的機器”出現還有相當距離。其二，人工智能等相關概念受到追捧，與當下的經濟—技術—金融生態體系密切相關。對其真實發展態勢的認知，需要克服服務於金融投機需求的認知泡沫。其三，與中國崛起同期疊加的人工智能發展，成為認識和理解所謂“中國威脅”的符號化標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人工智能以及5G被賦予了地緣政治競爭的特殊色彩。克服這種簡單化、機械化理解，是正確認知人工智能的必要條件之一。

其次，要擺正人工智能與國際關係的位置。一方面，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更加廣義的信息通信技術革命，都是發生在既定國際體系框架內的。另一方面，歷次技術革命，都伴隨着國際體系內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不同國家把握技術變化並將其運用於自身實力提升的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同時，截至目前的具體實踐來看，人工智能也好，信息通信技術革命也罷，並不是所謂“能夠一口吃成個胖子”的仙丹，更多地表現為某種“催化劑”“加速劑”。但整體來看，更多的變化還是要回到人工智能以外的領域，用更加傳統的系統分析框架，去尋找國際體系變化的深層原因。

真正讓今天的世界面臨風險的，主要不是人工智能的最新進展，而是被這種進展放大或催化的全球治理體系缺陷。這種缺陷的核心特徵，是某些發達國家基於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以排他性方式追求自身安全和發展。從國際社會的維度來看，這種做法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種形式的安全困境之中;從國內的維度來看，相關做法導致深刻的結構性問題，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構成了嚴峻挑戰。所謂“民族主義4.0”等結論，建立在可以商榷的理論基礎上，是嘗試用否定全球化的方式，也就是錯誤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的典型。

人工智能影響國際體系的作用機制，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並非所有國家，尤其是並非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具備任意利用人工智能趕超發達國家的系統能力。不能把人工智能變成一個筐，什麼都往裏裝。對國際體系的安全、穩定和發展來説，主權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如何實質性克服自我中心主義的窠臼，真正順應市場經濟的內生需求，以建設性的方式來實現自身與國際體系的均衡發展，才是比人工智能更加重要，也更具決定性的因素。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類社會的福祉，高度仰賴於科學技術。整體上看，推進新技術的發展，是歷史前行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公正平和地看待人工智能的發展，客觀理性地解決相關分歧、衝突和矛盾，將有助於在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道路上，邁出更加堅實的前進步伐。(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