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西方國家減税，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近些年來，一些西方國家為重振經濟，先後推出減税措施。比如2017年底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自里根政府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減税法案，就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一種流傳甚廣的説法，是美國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時期的經濟繁榮就得益於里根政府的減税政策。

税減了，經濟和民眾生活就真能好起來？在不少人把特朗普政府減税與當年里根減税相關聯時，一個問題也來了：實際上，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一直是減税的日子多，加税的日子少，那為什麼近些年來美國經濟除了“克林頓繁榮”外，多數時候並沒表現得那麼亮眼，更關鍵的是，美國老百姓普遍表達出來的是對自身經濟社會狀況越來越大的不滿意，否則也就不會像人們都已看到的那樣，美國社會愈發高度撕裂，而且政黨極化也超出人們以往的想象。

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期，美國曾經歷強者通吃的“鍍金時代”，而在今天，美國所展現的乃是“新鍍金時代”的場景。關於貧富分化在美國的加劇，這些年來已引起很多關注。一位名叫馬修·斯圖爾特的美國觀察者在《9.9%是美國的新貴族》一文中，將當前的美國人分成三個階層：0.1%的鉅富階層、9.9%假裝成“中產階層”的富人和90%的被剝奪者，他們不僅不共享財富，在居所、教育、婚姻等各方面也是相互隔離、各不相干和分層配置的。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中產階層的收入已四十多年沒有增長，如果考慮通脹因素，實際上2011年美國中產階層的工資與1978年完全相同。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的減税措施大部分都是在最近四十年做出的，它到底讓誰得利了？馬修·斯圖爾特經過仔細分析發現，與輿論通常宣稱的相反，美國的實際情況不是對有錢人的税太高了，而是存在“逆向徵税計劃”，最貧窮的1/5美國人的實際州税率是頂端1%收入人羣的兩倍之多，大約是前10%收入者實際州税率的一倍半，換句話説，不是富人在養窮人，而是窮人在養富人。另一位美國學者拉里·M·巴特爾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了當代美國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的成因，他也發現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兩次減税，都大幅減少了美國富人的聯邦税負，減税的大部分好處都流向前5%的納税人。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最近四十年裏，中產階層的收入基本沒有變化，而頂端高階人羣的財富卻仍在迅猛增長。

減税的好處不像一些人説的那樣顯著，而其不那麼美好的一面卻似乎更加惹眼，那就是不斷拉大貧富分化，也激發了不同羣體間的政治對立。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美國，其他一些實施減税政策的發達國家同樣如此。英國這些年也是減税減得特別歡的國家之一，無論布萊爾、卡梅倫還是梅政府，都堅定推進減税政策，“我們必須保持競爭力”是在實行這些政策時通常用的口號。也許可以認為英國真的因此保持了競爭力，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活力還是擺在那裏，但一部分人、一部分區域(或部門)極為富有，更多的人、區域(或部門)所得越來越少，由此誘發蘇格蘭不停要搞獨立公投，“脱歐”成為一曲大戲並且爛尾，這些都加劇了英國社會撕裂。

英美等國近些年來在社會和政治領域“向下沉淪”，不能説與之前的減税政策沒有關係，也正因此，減税不僅要考慮在經濟上是否得當，還要考慮在政治上是否合適。那麼，一種明顯可能引發政治負作用的政策，為什麼還會在政治家手中成為濟世藥方呢？原因很簡單。

直觀來看，加税可能是“不經濟”的。法國前總統奧朗德曾在2013年10月決定徵收“富人税”，結果引發一波富人外逃潮，法國影星、“大鼻子情聖”熱拉爾·德帕迪約加入俄羅斯國籍，法國首富、路易威登集團董事長伯納德·阿諾特申請加入比利時國籍。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曾於2013年要提高富裕人羣税率，同樣讓富人們很不爽，臉書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因此放棄美國國籍，長期居留新加坡。富人跑了，資金與產業也跟着轉移走了，這對相關國家的就業和經濟增長自然不是好事。怎麼才能讓富裕人羣安心和讓資金留下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和英國為先導，發達國家在多數時候紛紛選擇對大資產持有者和富有階層減税，其主要動機是讓企業獲得發展動能，以促進就業，維持經濟增長。

減税不是，加税也不是，這是很多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下的兩難。在人員、資金可以越來越便捷地全球流動的情況下，金融資本和大型跨國公司有效利用了國家對喪失競爭力的恐懼，促使越來越多國家之間上演一場競相壓低企業税率、放鬆金融監管、提高保密性和放鬆對金融犯罪控制的競賽。國際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切斷了從16世紀以來在資本(利潤)、國家(税收)與國民(收入)之間的利害關係，形成了資本相對國家和國民的優勢。它不僅使人們看到在資本擴張面前全球各處都在發生社會瓦解和政治極化，而且，減税是不是真有經濟效果也在成為問題。

美國財經媒體CNBC 5月底援引美國國會研究處的最新報告稱，減税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微乎其微，根本沒有起到特朗普所説的提振美國經濟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當把今天的特朗普政府減税與三十年前里根減税相提並論時，卻在忽略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當年里根減税時，美國的實體經濟規模仍非常強大，整個社會的利益疏離還不太突出，因此減税是在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可承受範圍內，而在今天美國經濟已經高度虛擬化的情況下，減税不僅不太可能塑造經濟繁榮，反而會使美國不同階層間本已繃得緊緊的利益疏離與政治撕裂狀況進一步惡化，它會不會真的將一個國家推向更大的危機，也未可知。(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