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崢嶸：破壞全球供應鏈，華盛頓開了壞頭

在美國以斷供要挾中國科技企業以及日本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重創三星等韓國企業後，有關全球供應鏈和跨國公司處境變化的討論越來越多。比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最近就對此做了特別報道，着重討論技術進步、勞動力和環境成本飆升等種種因素，如何影響作為全球化典型標誌的全球供應鏈。當然，政治因素，尤其當前美國政府單方面挑動與中國等多國的貿易戰，也是影響供應鏈模式變化的重要因素。它的影響甚至更大，可能推動“全球化的黃金時代走向結束”。

事實表明，美國政府的貿易戰略正從多方面影響全球供應鏈。最顯而易見的首先就是導致貿易分流。美方加徵關税造成貿易分流，但並沒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相反還在擴大，只是它從中國的進口明顯收縮。根據標普最近的報告，美國進口已經重新分配，其中從中國大陸的進口在2019年第一個季度下降13.5%。中國的進口也在重新分配，海關數據顯示自去年11月開始，中國基本停止從美國進口大豆，轉而向巴西、阿根廷還有俄羅斯尋求增加大豆進口。中國還將部分油氣能源進口從美國轉向俄羅斯、中亞和中東國家。總的來看，貿易分流損害中美利益，短期內有利於第三方。

其次是投資轉移。原本被看好的中國對美直投增長勢頭從2017年開始轉折。2018年，算上中國投資人從美國剝離的資產，中國對美實際投資為負。新起的中國對美創業投資也從2018年開始逆轉。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6個月美中雙向直投和創投只有130億美元，為5年來最低。美中貿易摩擦延伸到科技與安全領域，影響投資人情緒。部分中國企業曾考慮到美國開設製造工廠，但緊張關係的不斷升温讓投資計劃擱置。美國商會年初調查顯示，因貿易戰引發的擔憂，一些美國公司也在調整對華投資計劃，對前景的看法從“謹慎樂觀”轉向“謹慎悲觀”。越來越多的公司通過制定應急計劃、供應鏈多元化以及延遲投資來降低風險。新加坡美國商會6月份報告顯示，更多亞洲企業正考慮重新調整戰略，減少對中國和美國供應鏈的依賴。

可見，美國政府逆全球化而行的經貿舉措危害深遠。短期內，美方實施的關税和限制措施可能還主要是影響中美兩國，但長期的負面影響和結構性變化將越來越明顯，而且還是全球性的。那些短期內承接貿易轉移“福利”的國家慢慢就將發現，這些好處遠遠無法彌補自由貿易體系受到破壞所造成的全面災難。

供應鏈的全球整合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特徵。早在美國政府調整其貿易政策之前，全球化已經發生重要變化，比如生產轉為本地化，貿易強度在減弱，供應鏈變短了，如此等等。之後全球供應鏈承受了新壓力，這主要與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發展以及中國等新興市場內需擴大等因素有關。全球供應鏈始終伴隨着各種風險，在產業鏈為追求更低要素價格而遠距離拓展的同時，其脆弱性也增強了。成熟的跨國企業需要考慮各種應急預案，準備替代辦法。但美國貿易政策的衝擊不同於以往的自然災害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甚至局部的政治和地緣政治風險，它將美國國家安全問題加入到貿易競爭網絡中，打亂打斷供應鏈，這幾乎是無法修補的障礙。

經濟全球化可以提高世界福利水平，也有利於促進國際政治合作，但國際關係的決定性因素仍然是政治而非經濟。經濟全球化需要國家權力對一個全球性市場提供秩序和安全保障，給予恰當的政策配合，比如開放資本、人力和技術等要素的跨界流動，提供轄區內的公平競爭環境和法治保障等等。而美國政府的經貿策略正在改變美國對於經濟全球化和供應鏈的政治立場，它改變了美國對全球性生產和交換秩序的支持。如果美國的戰略意圖是重塑全球經濟體系，使中美產業鏈、供應鏈脱鈎，並將中國排擠出它主導的體系，而中國被迫組織自己的夥伴網絡，那麼全球標準和市場可能一分為二。

對此，加工製造行業的企業就不得不建立兩套甚至更多生產線，以分別適應美國和中國的技術標準，這無疑會導致成本的急劇增加。而嵌入全球產業鏈的領先創新企業，則需在中美標準之間做出艱難抉擇。它們無法對此做出“B計劃”，因為標準就是生命線。創新企業對此投入十分巨大，對上下游的影響非常大，依賴也非常深。對於那些領先的跨國創新企業，即便是因應對臨時衝擊而調整供應鏈，已經難勝其負，長久的供應鏈阻斷就更會讓它們興嘆了。

因此，一旦全球供應鏈被打亂甚至阻斷，將極大增加各國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成本，不只是增加中美兩國的經濟成本，而是提高整個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成本。跨國商業活動的第一考慮不是追求要素成本的低廉和資源的最優配置，而是政治安全。美國政府開了個壞頭，而且還在不斷把這個口子撕扯得更大。這將破壞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基本原則，改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道統。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權威組織連續下調增速預期，並將貿易和技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列為最大風險，亟待各國政策支持，而美國的政策卻在反向而行。如果繼續下去，風險還會放大，前景難以預料。

一旦全球化背景下的供應鏈模式、尤其技術和生產系統產生分離，甚至出現兩個市場體系，屆時個別企業的生命週期將與它所在體系的存亡聯繫起來，企業競爭就會上升為體系競爭，性質可能向全面對抗演變。這不能不令人憂心。(作者是中國社科院和平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