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微：中國外援開始改變西方“成見”

中國對非援助已經走過了近70年曆史。70年前，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面對同樣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實現民族自強的訴求，毫不猶豫地給予了無私支持。而當前逆全球化趨勢不斷上揚，西方主導的國際發展體系陷入整體性困境，非洲國家對於中國援助的預期也持續攀升。

從“新殖民主義論”“掠奪資源論”再到“債務外交”，一些西方輿論從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角度抨擊中國對非援助。這從根本上與西方對援助的功利主義認識有關。在西方學術界看來，對外援助是一種工具，本質是用賄賂手段來實現援助國的政治目的，即便是人道主義援助也概莫能外。西方國家功利主義的援助理念自然導致了援助的“失靈”。但在反思過程中，他們卻把責任推到受援國身上。西方援助國認為，正是受援國自身的治理能力低下導致了援助收效甚微。於是他們以自身經驗與語境下形成的新自由主義為政策依據，將援助附加政治條件，要求受援國必須按西方的要求進行改革，否則就停止援助。在此背景下，許多非洲國家被迫接受西方的私有化和民主化改革，導致政局動盪和經濟衰退。

相比之下，中國對非援助一開始就迥異於西方的援助理念，這是由中國與廣大非洲國家相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歷史經驗、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定位以及獨立自強的發展任務決定的。中國有一百多年被外國干預主權的歷史，給整個中華民族留下了心理創傷。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於別國主權是高度尊重的，這是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基礎。特別是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上，中國格外強調絕不通過任何形式和渠道干預別國內政。中國對受援國主權的尊重博得了非洲國家的廣泛認可，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被當地人民譽為“自由之路”，中國也因此被“非洲兄弟抬進了聯合國”。

同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本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切身體會，尊重非洲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確保非洲國家在利用中國援助搞經濟的過程中能夠保持自主權。對於中國援助要達到的效果和目標，周恩來總理曾對來訪的非洲領導人直接闡明，是推動非洲逐步實現民族經濟獨立，而不是“造成你們對外國包括對我們的依賴。”

進入新世紀，非洲在經歷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出現了21世紀崛起的10年，繼而又受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影響面臨新一輪政治轉型。基於此，如何提升治理能力成為中非雙方共同面臨的議題。儘管加強同非洲國家在治理方面的經驗交流已成為對非援助的重點，但支持非洲國家“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制定國家發展戰略規劃”依然是前提。

中國不附帶政治條件、尊重受援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援助理念，既符合受援國基本國情和發展訴求，又改變了西方傳統援助體系的權力結構。中國對非援助通過為受援國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不僅降低了傳統援助國的議價能力，而且為受援國提供了更符合其自身發展的參考借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廣泛認可。

明確了中國對非援助模式相對西方模式的比較優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援助理唸的成功經驗導致西方從理論到實踐層面對援助附加政治條件的集體批判和反思。西方主導的發展援助體系對中國的態度也從覬覦轉變為正視與反思，政策從抨擊演變為接觸和影響。近年來美國、法國、英國以及澳大利亞等國接連向中國遞出針對非洲開展三方發展合作的“橄欖枝”，日本甚至設想直接在三方的友好城市間開展合作以繞開中央政府的繁瑣批覆。針對如此複雜的國際發展援助格局，在戰略層面上，中國顯然不能隔絕於體系之外;在技術層面上，中國也有必要學習和借鑑國際經驗，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為非洲現代化的發展提供助力。(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