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牧箭記 中國航天海射首秀背後的年輕人
儘管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個月，但每當31歲的王芳回憶起那片廣袤而蔚藍的黃海海域，耳邊還是會不斷響起船聲、濤聲、水手的吆喝聲以及海鷗的叫聲，眼前浮現的則是比一個標準足球場還要大的發射平台，遠遠望去就像一個大寫的“山”字。
就是在這裏，王芳和她所在的試驗隊創造了屬於中國航天的又一個“第一”：6月5日，我國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在此躍然升起，實現了我國首次海上航天發射。在隨後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里，有關這次海射首秀意義最多的一個説法是——不僅填補了國內海上發射空白及國際固體火箭海上發射空白，還為我國進入太空提供全新發射模式。
鮮為人知的是，壯舉背後有着一羣像王芳這樣的年輕人——他們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所屬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海上發射青年突擊隊，平均年齡僅為33歲。
在兩個月前的那片大海之上，正是這些年輕人的奮勇接力，讓火箭最終騰空而起。
那一刻，他們就是中國。
前不久，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走近這支改寫了中國航天史的年輕隊伍。
邂逅
當航天和大海相遇
航天、大海、青春……回望過去那些日子，對於正處於歷史過程中的年輕人，面對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元素，他們除了緊張，就是興奮。
6月2日，在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出征之際，30歲的張飛霆望着越來越小的港口和送行的人們，掏出手機拍攝，不願錯過眼前每一個瞬間。這位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型號總體設計師告訴記者，這是他加入中國航天以來鮮有的一次激動，“從來沒想過航天跟大海能結合得這麼緊密!”
在大船駛向預定海域、信號“失聯”之前，他收到了妻子的信息：不要在船上亂蹦亂跳，乖一點。這句來自北京的囑咐，張飛霆看了又看，流下滾燙的熱淚。
在80後、90後的記憶裏，有這樣一句為人熟知的歌詞：海鳥和魚相愛，只是一場意外。但屬於航天和大海之間的邂逅，卻並非意外，甚至可以説是一場註定的相遇。
發射成功後，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副總指揮金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整個團隊從最初的設計到如今的發射，歷時超過3年，這期間團隊克服了無數困難，熬過了一個又一個難眠的夜晚。
“為何要歷經千辛萬苦到海上發射？”金鑫不止一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酒泉、西昌、太原、文昌這些陸地發射場早已耳熟能詳，卻為何偏偏選擇到海上去？有關的解讀不少，金鑫還是習慣從安全問題談起：與傳統的陸地發射相比，海上發射遠離人口稠密地區，可通過海上航行靈活選擇發射點和航落區，有效解決火箭航區和殘骸落區安全性問題。
當然，海上發射火箭，並非從海水裏發射火箭，而是將火箭矗立在大海之上被稱作發射平台的船舶上。就這次而言，重達4萬噸的發射平台，主要由年輕的試驗隊員所乘坐的保障船，拖拽到黃海海域的預定位置。
6月1日，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副主任設計師嚴寶峯登上發射平台，做了發射平台和保障船之間最後的檢查，他眺望遠方的大海，滿滿的雄心壯志：“這裏，就是我們夢想開始的地方!”
但很快，最初的興奮，變成了抓耳撓腮。各種挑戰開始了。
首當其衝的是海上的高鹽高濕。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發射支持系統總體設計師姜續説，不管是高鹽度還是高濕度，對火箭這種精密裝備而言，如果保護工作處理不好，很可能會對設備造成致命影響。
站在發射平台上，姜續指向遠處的起豎系統，試驗隊員必須每天保證它的鬆緊程度，一個是緊，一個是松，一旦濕度太高，鹽度太大，生鏽過快就會影響正常工作。
“晚上這裏特別潮，那個浪打起來，站在上面能感覺到水嘩啦嘩啦的，就跟下暴雨一樣。”姜續説。
對抗海上的惡劣環境，幾乎成了這裏每一個崗位都要克服的難題。畢竟，海上和陸地環境完全不同。
海飄
4天30平方米集裝箱
在陸地發射火箭時，試驗隊員往往會在百餘平方米的發射指揮大廳裏，通過巨大的顯示屏、一排排電腦，監控着火箭順利完成任務。
而在海上，各個系統都被“塞”進一個個小集裝箱裏。29歲的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遙測系統主管設計師呂頓指着身後的集裝箱説，這邊是測量系統，那邊是控制系統，遠處的是測控系統，“看，都擠在這麼一個小房間裏”。
也因此，試驗隊員將只有30平方米大小的海上發射指揮大廳稱為“迷你指揮大廳”。這個大廳由3個小型集裝箱改裝而成，打通了中間的金屬壁板，開了4個窗口後，一個小型的指揮大廳就漸具雛形。
在內部略顯擁擠的空間裏，指揮大廳里布置了10多台電腦，火箭飛行和測試中的各項數據就被傳輸到這些電腦上。一塊50英寸的顯示屏掛在牆上，可以呈現火箭飛行中的影像，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集裝箱外側漆成白色，上面印着“中國航天”和“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幾個藍色大字。整個指揮大廳被放到保障船的船頭，就是在這裏，試驗隊員經歷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海飄”。
在這之前，王芳和隊友的出差地點，往往是戈壁大漠、深山老林，這一次卻是大海。從火箭初登海上發射平台，到出征茫茫大海，再到最終發射成功、返回山東海陽港口，雖然只有短短4天時間，但試驗團隊卻經歷了人們無法想象的困難。
海上空氣濕度大，為了保障各項敏感設備的穩定，指揮大廳一天24個小時開足空調除濕，但室內空調工作的“嗡嗡”聲，與室外船拋錨的巨響聲比起來，又是“小巫見大巫”。
回憶到這裏，王芳噗嗤一笑：在發射前的測試過程中，保障船圍着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腳下”的發射船兩到三公里處，不斷調整信號船頭船尾的朝向，來回幾十次，只為了找到信號最佳的位置。
在這個過程中，位於保障船馬達上方的指揮大廳，完全陷入了馬達的轟鳴聲之中，兩人交流要麼“接耳”，要麼“靠吼”。伴隨着巨大的噪聲，保障船的甲板，和甲板之上的指揮大廳，還伴隨着頻率很高的抖動，桌上杯中的水，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波光粼粼”。
就在這樣一個條件相對艱苦的指揮大廳，依然是試驗隊員最愛去的地方，因為這裏有他們最關心的數據，偶爾從同事們口中得知的“各項系統都正常”，是那些“飄”在海上的日子裏，他們最渴望聽到的天籟之音。
臨危
一顆衞星突然爽約
有關這次壯舉，媒體公開報道里的説法是，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將7顆衞星送入預定軌道。
事實上，按計劃要發射的衞星數量卻是8顆。其中1顆，在任務中途“爽約”了。
臨近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發射前夕，一顆搭載衞星因自身突發故障不能發射的指令，傳到了海上發射試驗隊。
“什麼？原定的‘一箭八星’，要更改為‘一箭七星’了!”不少試驗隊員一臉詫異，這顆搭載衞星已經完成裝箭程序，飛行程序也已經設定好，如今臨時更改飛行數據，還來得及嗎？
這一天是5月31日，距離海上發射任務還有6天，但距離火箭出征前往預定海域卻只有不到48個小時。整個研製團隊籠罩着一層緊張氣氛。
回憶起這次突發情況，青年突擊隊彈道設計師張豔玲説，臨時的狀態變化給型號隊伍帶來小小的波瀾，要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從硬件入手，打開整流罩，將衞星取下來並安裝配重設備;另一個是從軟件入手，取消這顆搭載衞星的分離指令。
第一個辦法的好處是，可以保留衞星，但要完成一系列操作，再將火箭轉運至發射船。這樣一趟下來，至少需要4天時間，而此時距離原定的發射窗口，也僅剩下4天。
就在大家激烈討論各種可能性方案時，張豔玲主動提出回北京修改箭上數據軟件，她認為這是對於綜合各類情況分析之後最好的解決方案。但時間非常緊迫，只有分秒必爭才可能按時完成修改。最終，該方案得到型號兩總(總指揮、總設計師)的認可。
得知這一決定後，張豔玲連夜從發射場趕回北京，直奔單位生成新的數據。
這一天凌晨5點多，在制訂完成新的箭上數據後，她立即奔赴發射場進行臨射前調試。經過測試，一切正常，張豔玲懸着的心終於放下了。
而此時，她已經連續工作了40個小時。
青春
征途是星辰和大海
6月3日，經過20多個小時的航行，試驗隊的船隊終於抵達預定海域，發射平台也停在相應海面之上。然而此時突然狂風大作，波浪滔天。
“頭疼，噁心。”沒有了剛開始的興奮勁兒，第一次上船工作的張飛霆和隊友們，在風浪和壓力的夾擊下，陸續暈船。
次日凌晨，經過一夜搖晃，天還沒亮，很多人就跑到甲板上觀測海況，因為，這一天6點之前，不管海況如何，工作人員都必須要登上發射平台。
此時，距離火箭發射還有不到30個小時。
35歲的陳曦和隊友一起忍着暈船症上了發射平台。作為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電氣總體副主任設計師，陳曦的工作關乎這枚火箭的射前瞄準。
“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一旦射前瞄準精度出現偏差，將導致火箭無法精確入軌。與以往的瞄準方案有所不同，由於火箭是海上發射，必然會受到海浪起伏波動的影響，這就可能造成前一秒調整好的角度，在下一秒完全失效——“人暈船，火箭也會暈船”。
“這給瞄準設計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要在20天內完成整個海上瞄準方案的設計和試驗驗證，難度可想而知。”最終，陳曦和隊友們在規定的時間內設計出了首個運載火箭海上發射動態自瞄準方案，他本人也成了我國首個海上發射瞄準方案的提出者。
回憶最初接到這項任務時的情景，陳曦説，所有的隊友都沒有彷徨和猶豫，而是爭分奪秒直接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以青春的信仰探索星空，以青春的名義築夢深藍，在祖國遼闊的黃海海域實現了中國航天的首次海上發射——這是青春最壯美的宣言，也是青春最壯麗的事業!”陳曦説。
在傳統的航海和船舶作業中，很少有女船員，但在這支青年突擊隊裏，卻有3位女中豪傑，她們是85後甚至是90後——總體設計部指控系統設計師王芳、總體設計部測量系統設計師呂頓和12所制導設計師胡聲曼。
在她們看來，哪怕環境再苦再累再惡劣，她們都可以努力克服，“因為必須經過我們親自測試的火箭才最踏實，而能夠有幸在海上親眼見證自己設計的火箭飛向太空，才是對自己工作最大的肯定!”
在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點火起飛、海天相接的那一刻，這羣航天人換了一種方式問鼎蒼穹，而他們引以為傲的航天征途，也成了真正的“星辰和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