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正龍：歐盟新一屆領導面臨的挑戰

日前，德國前國防部長馮德萊恩以微弱多數，當選歐盟委員會主席，其他主要機構領導人也都相繼到位。當前，歐盟是內憂外困，許多棘手問題等待歐盟新一屆領導解決和定奪。

其一，歐洲一體化進程停滯不前。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在債務危機、難民危機打擊之下，歐洲一體化進程失去了前進的方向。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提出“多速歐洲”設想。法德意西等國支持這一設想，而波匈捷斯等國則明確表示反對，擔心自己會被排除在一些關鍵政策之外。結果不了了之。法國總統馬克龍之後又提出歐元區改革建議，包括設立歐元區財長、實行歐元區共同財政預算和債務一體化等，其核心思想是通過“平調”德國的財富為南歐國家紓困謀利。德國未作具體回應，讓馬克龍碰了個軟釘子，因此迄今無一項得以落實。歐洲一體化進程何去何從，這是橫亙在歐盟面前的一大難題。

其二，歐元區經濟改革從未就位。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前年達到復甦後最好的一年，去年第三季度開始明顯放緩。專家預測，今明兩年的預期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增幅下行的外因是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內因是英國脱歐的不確定性和經濟結構改革的缺失。事實上，在歐債危機期間，歐盟提出的“歐洲穩定措施”，治標不治本，從未觸及歐元區先天性缺陷的改革。因此，現在歐元區經濟依然是“帶病上崗”，其健康狀況並不比當年好到哪裏。

其三，難民問題難有徹底了斷。自2016年《歐土協議》及歐盟與利比亞加大合作等措施實施以來，抵達歐洲的難民數量已大幅下降。然而，歐洲對難民潮的心理焦慮和恐慌並未因此結束。去年6月歐盟就難民問題達成協議，兼顧各方的利益，但是仍有模稜兩可之處，如協議提出的自願原則、強調歐盟內部的支援和幫助都有待細化。從實踐來看，有些前線國家屢屢阻止難民登陸，還有些國家沒有執行“責任分擔”原則，即難民原籍國、中轉國和目的地國共同合作“平衡”安置難民，而是讓難民首次登陸國獨自承擔壓力。歐洲難民問題的現狀，不僅折射出歐盟內部的裂痕，也凸顯出歐盟協調解決問題能力的不足。

其四，社會不平等加劇。根據統計，歐盟平均失業率為6.9%，但在希臘、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達到總人口一到二成之多。對15至24歲年輕人來説，失業率在這三個國家則高達三至四成，而歐盟平均數則為16.8%。在愛爾蘭標準普爾350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工資是普通員工的211倍，為歐盟成員國之最，而法國是113倍，英國是105倍。2018年，百萬富翁的財富增加了12%，而最貧窮人口的財富卻下降了11%，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當前，社會不平等在歐洲高於上世紀80年代水平，這不但加劇了社會矛盾，也為民粹主義滋生、發展和壯大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對歐洲來説，社會不平等是一個老問題，但是“久治不愈”，呈愈演愈烈之勢。

其五，治理效率低下。面對迅速發展的全球“大變局”，歐盟決策遲緩，執行力脆弱。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結構性問題突出。歐洲理事會、歐盟委員會與歐洲議會三者之間關係尚未釐清，出現相互扯皮現象，“領銜候選人”做法的存廢即是例證。二是法德合作“軸心作用”今不如昔。由於政黨粹片化和權力分散化，法德主導作用受到削弱，説一不二的時代已成過去。當前法德“軸心作用”出現新的特點：如法德分歧無法彌合，事情不了了之;法德達成一致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員國否決;而任何妥協共識又都離不開法德背書。三是內部矛盾重重。作為主權國家聯合體，歐盟與成員國之間存在分歧，而成員國之間圍繞難民、法治、預算等問題紛爭不斷。

其六，外部環境進一步惡化。歐美圍繞貿易、防務、氣候變化、伊核協議等問題齟齬不斷，跨大西洋同盟關係跌至二戰以來最低點。受烏克蘭問題影響，歐俄緊張關係升級。歐盟遇到的外部困難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複雜和難辦。

如何應對上述挑戰，對歐盟新一屆領導來説，無一不是嚴峻的考驗，處置結果如何，值得密切關注。(作者是前駐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