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文：“匯率操縱”的標準毫無科學性

美國宣佈中國為匯率操縱國這個荒唐的結論引起世界譁然，不僅立即遭到中國的堅決反駁，這些天來也沒有得到G7其他成員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支持。這個結論之所以荒謬，根源在於其標準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在駁斥其結論時，要注意不能跟着美國的話語體系跑。

人民幣匯率水平衡量標準不是美元

僅僅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作為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衡量標準，這個標準是臆斷的。

衡量主權貨幣匯率水平的指標體系是對多種貨幣的加權匯率指數。人民幣作為主權貨幣，它匯率水平不是以它對美元的匯率來衡量，而是在外匯市場與多種貨幣交易中形成的。因此，代表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第一個指標是對一籃子主要貨幣加權平均匯率指數(CFETS)，它包括24種貨幣，美元僅是其中一種。人民幣對一籃子的主要貨幣匯率指數，截至今年8月5日累計上升0.3%，説明基本穩定。

代表人民幣匯率的第二個指標是國際清算銀行公佈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其中主要貨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以2010年平均值為100.0，2014年平均數，美元是103.3，人民幣是118.4。説明2010-2014年人民幣匯率指數明顯上升，美元則相當平穩。2019年6月美元這一指數升至124.1，人民幣是120.4。説明2014-2019年美元匯率指數明顯上升，主要原因是美聯儲退出量寬並加息的影響;同期人民幣指數則相當平穩。但從2010年起算，美元累計上升24.1%，人民幣累計上升20.4%，相差不大。因此，人民幣匯率水平在過去9年裏穩定上升，和美元匯率水平相差不大。

第三個指標是IMF公佈的特別提款權，即購買一個特別提款權需要的本幣數。2018年12月28日需要9.531070元，2019年8月5日需要9.667810元。此期間人民幣下跌1.4%，幅度很小，總體穩定。

從上面三個基本指標看，人民幣匯率在過去短期內是穩定的。

不僅人民幣如此，世界大多數可兑換貨幣，凡是不同其他某種貨幣例如美元掛鈎的，都要以某個或某幾個指數衡量其匯率水平變化。美國自己也從來不拿對某個貨幣的匯率作為美元強弱的衡量標準。

“匯率操縱國”標準沒有科學根據

美國財政部判斷匯率操縱國的三條標準是根據美國《2015年貿易便捷與貿易促進法》制定的。第一，對美國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第二，經常賬户順差超過GDP3%;第三，過去12個月(後改為8個月)持續購入美元以壓低本幣，並在12個月內累計購買美元數達到GDP2%。 一般認為，中國除了第一條達標外，其餘兩條都不達標。但實際上，這三條標準本身就違反了經濟規律，必須予以否定。

第一條，  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可以説完全是產業分工所致，與貨幣因素無關。2019年上半年，美國在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對愛爾蘭有132.02億美元逆差，對意大利則有4500萬美元順差。這是因為美國把該領域相當一部分生產放到愛爾蘭，沒有放在意大利。這與貨幣沒有關係，因為愛爾蘭與意大利都使用歐元。

第二條， 一個國家的經常賬户順差是全球貿易的結果，都算到對美是否操縱匯率顯然牛頭不對馬嘴。2018年德國經常賬户順差達到2999億歐元，相當於GDP的7.8%，主要順差來源是歐盟內部。

第三條， 持續購買美元壓低本幣，以獲得出口優勢。歐元區的貨幣政策集中在歐洲央行，德國無法干預歐元。

這三條之所以違反經濟規律，是因為它建立在以美國為中心、對象國的業績和行動都涉及美國利益的假設上，排除了其他國家之間的價值鏈和貿易關係。因此不符合國際貿易的總體事實。

從過去的事實看，美國使用“匯率操縱國”大棒主要是配合其利益需要，迫使對方在貿易條件上做重大讓步。一旦這個目的達到，它也可以不使用。是否真的“匯率操縱”其實並不重要。

美國使用匯率操縱國大棒是有選擇性的。2019年初至8月2日，人民幣對美元下跌0.9%，就被戴上“匯率操縱國”帽子。同期澳大利亞元對美元下跌2.7%，歐元對美元下跌3.1%，它們卻不是匯率操縱國。美國給中國戴“匯率操縱國”帽子，根本不是貨幣決定，而是政治決定，是在中美下一輪磋商前對中國極限施壓的一個工具。

毫無專業性可言的“匯率操縱國”帽子告訴我們，特朗普政府已經失去章法，失去邏輯，為了壓服中國，正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我們必須堅持原則，堅持現行人民幣以市場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並高度防範和狙擊境外做空人民幣的勢力，有效防範和應對美國依此為藉口對我實施金融限制;還應在更高層面上，堅持中國經貿磋商的原則立場不動搖。事實將會證明，“匯率操縱國”這個錯誤的大石頭，最後將砸在華盛頓自己的腳上。(作者是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