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研究者汪瀚：用一生踐行“家國情懷”

82歲老人汪瀚，頭髮花白，微微駝背，但精氣神十足。他和老伴建了一個微信羣，將三個孩子都拉進羣中，羣名叫“家國情懷”。汪瀚經常和孩子在羣裏討論，如何踐行工作崗位職責、如何為國家作貢獻。

汪瀚的一生都在踐行“家國情懷”這四個字。上世紀60年代，他前往西北大漠，成為從事核武器試驗和檢驗的科研人員，將青春獻給祖國的核武器和導彈事業。

汪瀚的父親曾就讀於北京輔仁大學，母親曾任職於國民政府考試院。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汪瀚出生於六安舒城縣。為躲避戰事，年幼的汪瀚隨着父母背井離鄉，一路輾轉。

“祖母會給我們講木蘭從軍等故事，祖父還經常給我們讀報紙，讓我們瞭解戰事。我們的‘小米加步槍’和外國現代化武器相比，實在吃虧。”汪瀚回憶，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讓他深刻了解到現代化武器的重要性。他在心底埋下一個願望：“要是我國也有原子彈該多好!”

1955年，18歲的汪瀚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物理學專業。5年的學習生涯中，他求知如飢似渴，打下紮實的理論基礎。上世紀60年代初，汪瀚被選派去西北工作。

“我的志願就是去研究核武器，為祖國現代化盡一分力。”汪瀚回憶，他也是當時北大唯一一個被選去的學生。

西北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是艱苦的，一年有10個月要穿棉衣，還要忍受高原缺氧的痛苦。“零下20多度的天氣，有的戰士鞋子和腳凍在一起，脱都脱不下來。”汪瀚回憶，惡劣的環境，考驗着每一個人。

“千千萬萬人前赴後繼，作出奉獻和犧牲。核武器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功勞，大家分工不同，少了誰都不行。”汪瀚感慨。

除了要克服環境的考驗，汪瀚和同事還要攻克無數個科研難題。當時，蘇聯撕毀了向我國提供原子彈技術資料的協議，並撤回在華的全部專家，相關科研資料和儀器都要從零做起。

工作中，汪瀚主攻爆炸物理研究。“我們要研究炸藥裏爆震波的傳播速度和方向，這需要儀器性能精確到微秒。”汪瀚感嘆。

“技術‘一窮二白’，都要靠自己。大夥常常為了獲取一個數據，要從不同專業、不同手段去鑽研，團結協作。”但汪瀚和同事們的心中憋着一股氣：要早日把原子彈研製出來，填補空白，加強國防!

在一次例行檢查中，某個裝置出現意外，汪瀚遭到高壓電擊，所幸撿回一條命。“我努力讓自己朝相對安全的方向倒下，僥倖自救成功。”3個月後，他才將此事告訴了妻子高鳳琴，高鳳琴當即哭了出來。

高鳳琴是遼寧人，常年在偏遠山區搞建築安裝和設計工作。1963年初，二人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夫妻倆一年只能見一次面，忙的時候一年也見不到一次。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當時汪瀚還在做實驗，當聽到廣播裏傳來的消息，他的眼淚“刷”地流了出來。“那是一種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心情，高興得不得了，一個勁地歡呼。”

汪瀚和同事們沒有鬆懈。“空投原子彈等多項試驗研究，我都有幸參與其中。”汪瀚説。

汪瀚的一家都為國防作出了貢獻。1983年，他的大兒子表示想去參軍，報效祖國。汪瀚回憶：“他訓練了3個多月，就跟着隊伍上了‘對越自衞反擊戰’者陰山前線。”

由於核武器研製的特殊性，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員必須保密。汪瀚的父親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兒子所從事的事業。直到1985年《解放軍報》對他進行了專訪報道，汪瀚才敢把真相告訴母親。

1987年，汪瀚來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先後從事實驗設備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汪瀚覺得，能將一生所學奉予國家，是自己的榮幸。

如今，住在合肥市包河區的汪瀚還擔任蕪湖路街道“赤闌橋講師團”講師，他走進機關單位、校園，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傳播愛國主義正能量。

蕪湖路街道選擇講師時，中科大推薦了汪瀚。街道人員起初心存顧慮，擔心汪老的身體吃不消。汪老卻説：“我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宣講，弘揚老一輩科學家們不怕吃苦、甘為國家奉獻的精神，激發更多青年人努力學習，不忘初心，接續奮鬥。”

一次，汪瀚在合肥二中理科班講完以後，孩子們很感興趣，將他圍住提問。汪瀚説，他很願意給孩子們講故事，講物理公式推導，講講家國情懷，孩子們也愛聽。如果條件允許，他想在寒暑假把孩子們組織起來，帶他們做實驗，培養孩子們對科學的興趣。

“研究核武器，是一羣人的歷史，不是一個人的功勞。”採訪過程中，汪瀚反覆強調，不要過多渲染他。在汪瀚心中，他的故事是屬於一代人的光榮，是一代人的家國情懷，年輕人應該瞭解這一段歲月、學習這種精神。

(褚小龍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