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鐘擺效應”拖累阿根廷發展

隨着阿根廷當地時間8月11日總統大選初選結果出爐，右翼的現任總統馬克裏出人意料地敗給了由左翼前總統克里斯蒂娜和其推薦的阿爾貝託·費爾南德斯組成的“全民陣線”，費爾南德斯竟然以高出15%的票數遙遙領先於馬克裏。結果一出，引起金融市場強烈動盪，股市、匯市、債市相繼暴跌，使一直未能走出經濟危機的阿根廷雪上加霜，似乎20年前阿根廷危機的歷史再次重演。

阿根廷原本是拉丁美洲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1913年曾經是位列世界前十的國家。此後，經歷了若干次比較大的危機，如1929-1930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帶來的危機、1982年席捲整個拉美地區的債務危機，以及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阿根廷危機。其中，2001年底爆發嚴重經濟危機，與此次金融市場崩盤有不少相似之處，當年金融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的連鎖反應，至今令人心存恐懼。經歷了百年興衰的阿根廷發展道路更加值得思考。

金融市場動盪有深層次原因

儘管從表面上看，阿根廷這次大選初選結果及其出現的金融市場崩盤，既與人們對政策的失望有關，也是投資商因對未來預期恐懼而瘋狂拋售造成的結果，但阿根廷為何危機頻發？究其深層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是外部因素。在這幾次影響阿根廷較大的危機中，美國及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金融機構(主要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稱之為美國因素，是阿根廷爆發危機的主要外部根源。其實，無論是大蕭條、債務危機，還是新世紀初的阿根廷危機，甚至是這次爆發的金融市場崩盤，都可以看到美國因素誘發危機的影子。單就這次的金融市場崩盤而言，2018年美國加息政策一出，實際上就已經為這次崩盤埋下了伏筆。

另一方面是內部原因。外因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本。阿根廷一再重蹈覆轍是其內生性的因素起決定作用。主要包括：第一，阿根廷脆弱性、依附型的經濟結構。儘管阿根廷早在19世紀70年代開始，就已經進入了早期工業化進程，此後又經歷了進口替代工業化，但是阿根廷現代化的發展長期基於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導的初級產品出口，出口部門的利潤並未傳導到非出口部門，使得阿根廷經濟雖然在1913年名列世界前茅，但經濟結構並未發生根本性轉變，一直是農牧業國家。因此，這種經濟結構的特點自然就不可能擺脱對外部市場、技術和資金的依賴，同時又受外部市場需求波動的影響，其經濟的脆弱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政治和經濟的“鐘擺效應”長期制約着阿根廷的發展。在拉美國家中，普遍存在着政治和經濟上的“鐘擺現象”，其中，阿根廷更具有典型性。就政治而言，體現在左右兩派輪流執政。在經濟上，則表現為左派政黨傾向於實行民族主義政策，具體體現在強調國家干預，實行國有化，反對金融自由化;而右派政黨則主張親市場，強調市場的主導作用，反對國家干預，主張私有化，反對國有化，主張金融自由化，強調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

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政治和經濟上的“鐘擺現象”走上了極致，往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且每一次鐘擺擺回來都是在內外因素逼迫的情況下不得不轉向。

第三，缺乏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阿根廷的“鐘擺現象”，恰恰反映了其政治生態和經濟活動中的非理性一面。從當年被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奉為新自由主義改革樣板的兩個拉美國家(智利和阿根廷)來看，智利雖然改革初始階段和阿根廷一樣，依據美國華盛頓共識開出的“藥方”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但隨着改革的深入，智利在不斷根據國情進行政策調整，促使智利經濟持續發展，併成為唯一一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兩國對比，無疑映襯出阿根廷在這方面的嚴重不足。

阿根廷發展經歷的啓示

阿根廷經歷給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留下了許多值得汲取的經驗教訓。總的來説，需要處理好下列幾個方面的關係：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阿根廷的幾次危機反映出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要麼左派政府過度強調國家的職能作用，要麼是右派政府過度強調市場作用，弱化或放棄國家干預。實踐證明，阿根廷無論是單純強調哪一個，都最後以失敗告終。因此，經驗表明，政府與市場在治理國家經濟中都很重要，二者可以相互作用，不可偏廢。

二是開放和改革之間的關係。開放是發展的手段，發展才是開放的根本目的。而阿根廷此前實行的金融開放政策，把國家發展的希望過多寄予外資，不僅使國家外債高築，而且在財政赤字的情況下極易引發危機。

三是長期與短期的關係。阿根廷長期以來缺乏可持續的經濟政策，其經濟政策往往隨着政治生態的變化而變化，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以後，左派右派輪流登場，政策相悖。兩派並非從阿根廷國情以適合其發展的長遠視角考慮政策選擇，而是短視地、非理性地完全否認對方治理理念和政策。長期的“鐘擺現象”導致各屆政府政策措施不連貫，短期利益和長期目標相互掣肘，致使阿根廷長期處於經濟衰退局面，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作者是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