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維克多•彼洛仁科：美國“搞亂他國”的伎倆何其相似

美國“遏制中俄”最近又新增了具體方案。除了關税施壓或經濟制裁，美國也在試圖搞亂這些國家的社會政治狀況。

煽動莫斯科和香港兩地少數民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相似伎倆，逃不過中俄兩國專家的法眼。兩地的示威者完全是按照美國某些特殊機構和情報組織編寫的手冊在行動。

在兩個城市輪番上演的這套“軟實力”伎倆似曾相識。暴亂的外部組織者們期望達到的目標是一樣的，即推翻美國不喜歡的國家政權，搞弱這個國家然後由美國掌控。

“軟動亂”伎倆的第一個試驗場，就是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接着又被應用在更多國家：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以及“阿拉伯之春”中的幾個中東北非國家。這套伎倆在有些地方“進展順利”，但2005年在烏茲別克斯坦和2011年在俄羅斯等則是慘敗。

在莫斯科和香港，暴亂分子為了“師出有名”，往往會先利用民眾對當局某項政策的不滿並加以煽動。有時，他們甚至故意違法，挑動警察武力平暴。隨之而來的則是示威者在西方媒體上露臉“博同情”，並號召更多不明真相的民眾參與。

隨着局勢升級，抗議的最初緣由很快被遺忘，代之以某些嚴肅的政治訴求，這才是外部組織者的真實目的和險惡用心。動亂早期，這些真實意圖往往都會被組織者刻意隱藏，因為他們的激進態度和反國家的本質足以讓民眾恐懼。

在莫斯科，示威者最初的訴求是允許被剝奪選舉資格的候選人蔘加選舉，但後來的口號卻演變成對聯邦政府的不信任及要求莫斯科市長和警察局長下台。儘管事實已經清楚，那些被剝奪資格的候選人偽造了支持他們參選的簽名。

在香港，最初的訴求是要求政府中止修訂《逃犯條例》，但這很快被攻擊“一國兩制”和其他分離主義言論所代替。這一轉變恰好發生在示威演變成暴力活動的時候。

還有一些“有趣的”巧合，比如莫斯科和香港的激進分子在搞街頭運動時使用相同的標誌——黃色底色裏的響尾蛇。這可以算是美國曆史上最早的“國旗”。

未經註冊的俄羅斯自由意志黨在7月27日的街頭集會中就使用了該標誌。其社交媒體賬號在聲援香港示威者時也發佈了同一標誌。莫斯科與香港同時使用這一標誌，説明挑起兩國示威遊行的外部組織者在意識形態和組織構建上很可能是一樣的。

在這兩個例子中，示威者還都使用了“水流”策略。在莫斯科，示威者都得到詳細指導：“遇見警察就四散奔逃。”同樣的伎倆也在香港上演。一些示威者上街時攜帶寫有“像水一樣”的標誌，目的就是在挑起大規模暴亂的同時，使警方無法辨認主要組織者。

在暴亂中，通常都會有多個匿名的“組織中心”分工明確地協調各方面工作。他們的秘密特工通常都會跟隨着人羣，不斷把行動信息傳遞給在遠方的“暴亂組織中心”和其他外圍組織。通常，美國的外交機構在暴亂期間都會成為“組織中心”的大本營。

沒有明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會增加警察維持秩序的難度，但這對示威者也有弊端。比如示威者的抗議熱情難以持續，因為不會有魅力型的“領袖人物”親自煽動人羣去違法。

這個“領袖人物”的地位被外部力量、即暴亂的真實組織者所替代。他們直接向示威者提供幫助和鼓勵，因而得以混入暴亂的人羣又不被發現。有些時候，街頭組織的頭目會私下聚會，在香港就是這種情況;在莫斯科則是方法和組織上的協調。

比如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參與組織了非法集會並赤裸裸地違反俄羅斯法律。美國大使館以保護美國公民為藉口，在官網上發佈了8月3日和10日非法集會點的地圖。

而在香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政治顧問與暴亂組織者會面，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當下，顯而易見的是美國政界對於是否有必要以干涉他國內部事務及挑起社會動亂的方式推進西方秩序缺乏共識。這種分裂已在自由主義鷹派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人之間出現。後者似乎已準備放棄美國霸權，放棄將西方秩序強加給全世界。

但特朗普團隊中多位有影響力的人物，卻對自由主義鷹派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很是着迷，甚至連最基本的外交禮儀都不顧了。比如國務卿蓬佩奧把街頭的流氓和暴力行徑稱為“合理抗議”，他顯然忘了自己的身份是一名外交官，而不是中情局局長。

策劃干預中俄兩國內部事務的這一夥人主要來自民主黨，即新自由主義者或他們自稱的“進步主義者”，他們時刻準備着干預不同國家內部事務，以削弱他國政治制度、挑起暴亂和強推西方的“進步價值觀”為目標。

這些自由主義鷹派認為，搞亂被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中俄，能增加他們2020年總統大選的砝碼。這樣一來，他們就能證明在全球推廣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做法是有效的，就能證明“推廣民主”是正確策略，比當前美國政府的“孤立主義”政策要高明得多。這也是為什麼這些研究“怎樣在俄羅斯和中國製造大規模騷亂”的分析中心都和民主黨往來密切。

這些伎倆得逞的關鍵就是做通年輕人的工作。比如新美國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項目部主任安德里亞·肯德爾·泰勒就説，可以通過給俄羅斯經濟製造困難來促發俄羅斯人不滿，並利用年輕人的不滿造成“國家長期動亂”和“居民上街對抗政府和警察”的亂象。類似的一些專門針對年輕人的伎倆，也已在香港的暴力活動中有所體現。

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都已表明，面對暴力活動，政府做出的任何讓步都可能被激進分子視作軟弱的表現，他們會提出更高“要價”。過去經驗同時也證明了，如果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國家力量強大且愛國情緒高漲的國家，其破壞該國穩定的任何伎倆都不會得逞。因此，國家機器應當採取強有力的措施維護穩定，堅決把激進暴徒剔除出社會並恢復秩序。(作者是俄羅斯《消息報》原專欄作家、湖州師範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特聘專家，本文由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博士高顏秋雨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