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俊傑：歐洲新反猶潮背後的夢魘與現實

提起歐洲的反猶太運動，人們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納粹德國瘋狂屠殺猶太人的歷史記憶猶新。歐洲社會自中世紀以來逐漸形成反猶歷史浪潮。及至近代，一位德國記者創造了“反猶主義”一詞，將厭惡、排斥、仇視及消滅猶太人的思想集於一體。到德意志第三帝國時期，歐洲反猶主義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二戰結束時，歐洲法西斯政權倒台，猶太人劫後餘生。歐洲在20世紀50年代開啓一體化進程，旨在追求歐洲國家的政治聯合和社會和諧，這其中也包含對歐洲社會多元化價值觀以及西方民主、法治和人權觀的認同和尊重。歐洲極端暴政和軍國主義的餘毒漸行漸遠，“反猶主義”一度式微。

2015年夏歐洲爆發規模浩大的難民危機，來自中東北非戰亂地區的大批難民湧入歐洲，給德國、瑞典及奧地利等國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會治安等壓力。這些難民絕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他們的到來不可避免地造成同歐洲基督教的宗教倫理衝突。不料，這兩大宗教間的衝突卻讓無辜的歐洲猶太人躺槍，“反猶主義”沉渣泛起，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在相互衝突中還不忘向猶太人放冷槍。

歐盟基本權利局去年發佈的《反猶太主義經歷和感覺調查報告》顯示，過去6年間德國、法國、荷蘭、瑞典、波蘭及匈牙利等12國反猶思潮明顯加劇，其中僅2018年法國就發生541起反猶案件，對反猶問題尤其敏感的德國情況也不容樂觀。長期受到反猶主義威脅，這些國家中的不少猶太人產生移民海外的想法。

標榜“自由、平等、博愛和尊嚴”的歐洲社會，可以接納外來的穆斯林難民，卻難容納土生土長的猶太居民。在法西斯政權垮台70多年後的今天，歐洲猶太民族仍對自己的未來憂心忡忡，這究竟是何原因？總的來説，歐洲湧起新的反猶浪潮，這既是一個歷史話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一是歷史的緣由。歐洲反猶始於古希臘羅馬時代，公元1世紀時羅馬帝國攻下猶太民族世代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區，並在隨後百餘年間對強烈反抗的上百萬猶太人進行殺戮。幾經滄桑，猶太人最終被趕到了歐洲農牧社會。但當地封建領主不允許猶太人佔有土地，只讓他們從事當時被認為下賤的商業。在失去土地和祖國、流落異國他鄉的背景下，猶太人頑強求生並逐步經商致富。到了近代資本主義時期，富裕的猶太人同新興資產階級又發生利益衝突，再度遭到歐洲王權的打壓迫害。從這個視角來看，歐洲猶太人羣體的遭遇某種程度上是“歷史夢魘”的延續。

二是宗教的衝突。由於猶太教同基督教、伊斯蘭教在教義上存在衝突，導致世界兩大宗教始終把猶太教視為敵手。在基督教看來，猶太教否認《新約》和基督耶穌，這等於否認基督教的合法性。而且正是猶大出賣了耶穌基督，這種背叛行為容易引發基督教徒的報復懲罰心理。與此類似，因猶太教拒絕承認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使者和先知，伊斯蘭教也對猶太人存有敵視。世界兩大宗教從歷史上就形成兩股反猶勢力，對猶太教進行打壓迫害。這種宗教恩怨和對立情結至今仍時隱時現。

三是猶太人自身的因素。猶太民族從古至今多災多難，但他們能在包括納粹政權種族滅絕等暴行下頑強生存下來，説明猶太民族有着獨特的性格和生存能力。猶太民族既出了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及基辛格等思想家和科學家，也有洛克菲勒、摩根等商業巨擘。有統計説，猶太人獲得的諾貝爾獎數量佔到全世界的22%。但如此優秀的猶太人也有自己的一些問題，比如歐洲一些學者認為他們長期把自己“隔絕在歐洲民族之外”，一些猶太人雖然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但不主動回饋歐洲社會，因而在歐洲政壇和社會中都缺乏像美國猶太人羣體那樣的國際影響力和內部凝聚力。這使歷史上歐洲社會出現動盪和危機的時候，猶太民族容易遭到牽連和迫害。

四是歐洲反猶民眾基礎根深蒂固。出於前述原因，雖然反猶在戰後歐洲總體上是一種違背政治正確的思潮，但歐洲不少民眾對反猶卻沒那麼反感，對猶太人似乎也沒有那麼多的憐憫。同時，新湧入的大批穆斯林難民同歐洲猶太人也存在潛在的矛盾和對立，這也惡化了歐洲猶太人的境遇。雖然沒人明説，但反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歐洲多方政治勢力都能認同的共識，因此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那些歐洲極端政治思潮，從軍國主義到種族主義，再到極右翼民粹主義，都把反猶作為政治標靶和蠱惑人心的口號。而當下歐洲的現實非常清楚，就是極右翼民粹主義又在歐洲多國甚囂塵上，在這種背景下，新的反猶政治思潮和行為泛起，可以説是歐洲多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一個突出表現或縮影。

綜合觀之，歐洲反猶主義既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宗教情結，又有其政治、社會等現實基礎，甚至也與猶太羣體在歐洲社會長期的形象積累有關。而從當下的現實角度講，反猶浪潮的背後是歐洲不同時期各種社會問題的凸顯，只不過猶太人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和轉移社會矛盾的焦點而已。(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