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冰冰：與伊朗對峙，牽制美國多大精力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G7法國峯會期間“鬆口”，表示如果條件合適，願與伊朗總統魯哈尼舉行會談。國際社會對此廣泛關注，紛紛猜測兩人會面有多大可能成行以及美伊關係是否能就此有所緩和。事實上，本屆美國政府2017年上台以來，在中東政策上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應對地區大國伊朗。2003年伊拉克戰爭打破了克林頓政府制定的“雙重遏制”政策。失去伊拉克的制衡，伊朗地區影響力迅速擴大。21世紀初伊朗呈現崛起態勢，日益發展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地區大國，這成為影響中東地區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美國在中東面臨的最大挑戰。處理不好伊朗問題，美國中東政策總體上無法順利推進。

奧巴馬政府面臨的是同樣問題。2011年美國製裁伊朗，意在迫使其屈服，接受零鈾濃縮。在制裁措施無法達成目標的情況下，奧巴馬意識到，如不想發動戰爭，就只能對伊妥協。最終美國接受伊朗低於5%的鈾濃縮，從而啓動2012年美伊在阿曼的秘密談判，最終在2015年促成伊核協議(即《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特朗普在競選時就批評伊核協議是最糟糕的協議，因為美國保持所有對伊初級制裁從而無法與伊朗進行經濟往來，而其他國家則可重新進入伊朗市場。因此，退出伊核協議、對伊朗施壓以達成新的協議，成為特朗普政府對伊政策基本思路。在此基礎上，本屆美國政府對伊政策大致可以分為退出協議、極限施壓、可控升級三個階段。

從2017年1月上台到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協議是第一階段。歐洲試圖説服美國留在伊核協議框架內但沒成功。退出伊核協議在特朗普看來是履行競選承諾之舉，也是逆奧巴馬而行的政治立場，他要打破奧巴馬最重要的政治遺產。

從退出伊核協議到2019年5月取消所有國家進口伊朗石油豁免是第二階段。美方的意圖是對伊朗極限施壓，使伊朗屈服或崩潰。一旦伊朗屈服，美國可給予伊朗優厚回報。一個強大而依附於美國的伊朗可以成為美國在中東支配性主導地位的關鍵支撐。極限施壓既包括對伊朗的制裁，也包括在敍利亞、伊拉克等國推回伊朗的地區影響力。

2019年5月以來是第三階段。美國停止針對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意味着任何國家購買伊朗石油都可能招致美國製裁，與伊朗的經濟往來也不得使用美元。美國的意圖是嚴重削弱伊朗的經濟實力，對內引發社會動盪，對外無力支持地區盟友。對伊朗極限施壓的升級，還包括制裁伊朗的石化部門，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和外長扎裏夫進行制裁，以及停止針對伊朗濃縮鈾和重水出口的豁免，迫使伊朗無法繼續履行伊核協議的義務。極限施壓升級，已從能源、金融等經濟領域，擴展到核和政治領域。但美國政府要保持可控的升級，即不引發美國陷入對伊大規模地面戰爭。

從2018年5月到2019年5月，伊朗保持克制，對美國退出協議和極限施壓沒有做出過多回應。伊朗認為美國的制裁是經濟戰和心理戰，是經濟恐怖主義。2019年5月以來，伊朗改變策略，開始實施“有剋制的升級”，在避免與美髮生軍事衝突的前提下，要讓美國及其地區盟友付出代價，其中包括擊落美國“全球鷹”無人機、扣押一艘英國油輪以及在核計劃領域突破濃縮鈾儲量上限等。目前看來，除非訴諸軍事手段，僅憑經濟制裁和政治施壓，美國無法達到讓伊朗屈服或崩潰的政策目標。美伊對峙處於僵局，特朗普政府針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陷入困境。

在壓制伊朗的同時，本屆美國政府大力支持沙特、阿聯酋和以色列等地區盟友，設計了“中東戰略聯盟”和“中東和平計劃”兩項政策。

2017年上台伊始，特朗普政府即提出“阿拉伯北約”的構想，要在中東地區打造一個與北約類似的安全架構。2017年5月特朗普訪問沙特後，這一構想以“中東戰略聯盟”的名義出現在媒體上，其思路是由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海灣六國和埃及、約旦共同組成安全同盟，由美國為其提供安全保障。但2017年6月卡塔爾外交危機和2018年10月沙特記者遇害事件，給這個安全架構的建立製造了嚴重障礙。2019年2月，8個阿拉伯國家和海灣合作委員會的代表在華盛頓就“中東戰略聯盟”與美國進行了討論，但隨後埃及在4月宣佈退出。中東戰略聯盟設想的推進沒有實質性進展。

要推動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聯合反對伊朗，就需要在巴以和阿以和平進程方面取得進展。美國總統顧問庫什納、中東問題特使格林布拉特和駐以色列大使弗裏德曼是設計和推動“中東和平計劃”的核心人物，這個計劃也被冠以“世紀交易”的頭銜。

該計劃的思路是儘可能按照以色列的訴求重塑巴以和平進程，在經濟上向巴勒斯坦民眾提供部分現實利益，以換取巴勒斯坦民眾的支持並對反對該計劃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施壓。2017年12月，美國宣佈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並決定將美駐以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2019年6月，在巴林舉行的經濟論壇上，美國首次公開其“世紀交易”的經濟內容。這一方案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普遍拒絕，阿拉伯國家的響應也非常有限。

特朗普政府在中東地區支持沙特、阿聯酋、以色列等地區盟友，壓制和孤立伊朗，其對伊極限施壓、“中東戰略聯盟”和“世紀交易”等三大政策都指向這一目標。目前看來，這幾項政策要麼效果有限，要麼難以推進;美國與土耳其、埃及等地區大國的關係也未能得到強化。與伊朗的對峙和僵持嚴重限制了美國中東政策的空間和靈活性，在很大程度上牽制了美國精力、消耗了美國資源，使得美國難以在中東地區擺脱困境、減少投入，拖延並遲滯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收縮和全球戰略佈局的調整。(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