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西方媒體在為顏色革命“志願”把關

2019年夏秋之際，“顏色革命”一幕幕活劇在國人可觀察的範圍內還原了出來。在此過程中，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媒體”。具備足夠活躍空間的部分香港媒體和西方媒體，充分發揮了其“議程設置”和“內容把關”的作用，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兩個空間，實現了對信息流動的有效塑造;將一場典型的街頭暴動，塑造成為在西方受眾中頗有市場的“非暴力不合作”與“民主抗爭”。

合力製造“信息繭房”

當然，在此過程中，因為某種特殊原因得以對媒體報道進行更充分比較的非西方受眾，則會日趨清晰地感受到，這種被扭曲的媒體，以及其在“顏色革命”過程中扮演的“志願”把關人的角色，正極其危險地將信任此類媒體的受眾、媒體本身以及媒體所在的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置於一個危險的“信息繭房”之中。在這個繭房中，能夠獲取符合特定意識形態需求的內容，看到被過濾和裁剪的事實，而無需承受因為現實發展與主觀臆想不同所導致的痛苦，也因此無需付出艱苦努力對自身的行為進行反思。

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在此過程中發揮的特殊作用，有着非常深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作為與政府默契互動的產物，冷戰時期歐美主流媒體自覺地扮演了國家利益的“看門狗”角色，推動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蘇東陣營的販售。其配合歐美髮達國家外交與情報機構的隱秘顛覆行動，就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認模式。

冷戰結束之後，雖然美國政府從事和平演變的“國家隊”因為預算收縮被裁撤，但由非政府組織、跨國行動網絡、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共同構建的“顏色革命行動機制”，並未因此偃旗息鼓。從南斯拉夫到埃及，從利比亞到敍利亞，從中亞到北非，留下了一連串令人髮指的實踐。之所以説“令人髮指”，是因為冷戰後這種“顏色革命”的實踐，相當多時候僅僅是在宣泄一些人過剩的正義感和優越感，以對其他國家的治理結構指手畫腳，來滿足持續膨脹的個人內心;以摧毀國家與社會的正常運行，來表現自身的強勢;以持續不斷的“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來滿足個人的虛榮。

在此過程中，霸權國家與媒體寡頭的“共謀”機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霸權國家來説，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自願合作，尤其是在信息篩選和內容發佈方面的自我審查，等同於為國家外交戰略提供了天然的戰略支撐;對媒體寡頭來説，與單一霸權或者少數寡頭國家的合作，等同於獲得了在全球媒體市場進行擴張的強力工具，任何阻斷媒體寡頭獲取利潤和收益的主權行為都會遭到霸權的打壓。儘管從表現形式上來説是令人眼花繚亂的，但是這種合作機制與西方全球殖民時代“火槍+《聖經》”的模式並無二致，只是更加隱蔽，更加精巧，也因此變得更加危險。

三種運行模式

在此次香港發生的騷亂中，相關媒體充分演示了可能的運行模式：

其一，裁剪事實，在西方媒體空間再造一個精心篩選的事實。在街頭暴動中，呈現“少數暴徒+大量報道者”的格局，報道者站在暴徒一側，將鏡頭朝向需要的方向，然後經由媒體平台發佈，構建了一個經過篩選的信息環境。所有在這個環境中被允許發佈的信息，都是經過審核的。這種審核得到了媒介平台擁有者的直接配合，這種配合的背後，是來自歐美國家的政治壓力與意識形態需求。推特、臉譜、谷歌對不符合標準的信息進行了直接的刪除，就是這種篩選行動最直觀的表現。

其二，自編自導自演，對着經過篩選的事實講述現成的劇本。西方傳統媒體及社交媒體的報道、分析和評論，不是指向真實發生的事實，而是指向經過篩選的事實;制定篩選事實標準的，和協作講述所用腳本的是同一批人，也就是所謂的自編自導自演。通過被壟斷的媒介平台，這種本質上是純主觀想象出來的信息，被當成了“客觀、理性、中立”的事實，報道和傳播了出去;遠程的受眾，則對着虛構的事實、虛假的報道，散播自己的感受，一如對着風車衝鋒的唐吉訶德。

其三，與代理人合謀，持續不斷地奪取和增強政治影響力。有人曾經説過，為了300%的利潤，資本可以踐踏人世間一切的規則。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上，持續在非歐美地區推進和散播“顏色革命”，本質上是歐美主流媒體擴展、強化和鞏固自身話語權的一種自發努力，這種努力源自壟斷媒體的寡頭資本持續獲得利益的需求。為了獲得這種利益，他們需要強化操控他人頭腦的權力，而這種需求，又與霸權國家在冷戰後低成本擴展、維繫和鞏固霸權的內生衝動相契合。

無法改變的大勢

在不少地方，這種歐美尋找代理的實踐，導致某些鼓吹“違法達義”將“民主、法治”一勺燴了的無良學者，某些不負責任的媒體，紛紛以自願成為代理人的方式，謀求實現自身的短期收益。而令人齒冷的是，這種完全經不起新聞專業主義檢驗的劣質代理人，被貼着高大上標籤的歐美媒體當成了上賓。

當然，冷戰後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模式是無法持久的。記得此前常把“互聯網自由”掛在嘴邊的希拉里，在新媒體上站出來對香港問題喊話時，眼裏揉不得沙子的一些網民馬上提醒：過去你與之站一起的伊拉克、敍利亞、利比亞，現在都在燃燒。及時從西方主流媒體制造的有毒夢境中醒來，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如何，這種扭曲的媒體主動參與“顏色革命”的卑劣實踐，終將被歷史所淘汰。這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方向與大勢。(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