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釗軼：南非排外騷亂不是衝着華人

進入9月，南非爆發新一輪因排外主義而引起的全國性騷亂。

此次騷亂主要發生在南非各大城市的貧民區，以尼日利亞、津巴布韋、贊比亞、馬拉維等國新移民為主要攻擊目標。部分南非人對社會經濟的憤怒在此過程中得到了偏激釋放。他們呼喊着搶回“被偷走的財富和工作”、打擊外籍黑幫、抵制毒品滲入等口號，無差別地砸搶店鋪、焚燒汽車、破壞市政設施、追趕警察，甚至戮害無辜生命。

南非隔三岔五就可能有一次排外暴動，但這一次更具複雜性。不少落後地區民眾抗議政府公共服務缺失，而城市中產階級則在線上線下抗議針對女性的暴力襲擊。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在同一個時間段表現出各自不同的針對焦點，顯示出南非社會族羣的撕裂。

南非城市的貧困人羣往往將排外暴動視為“伸張正義”的手段。南非外來移民，大多指在1994年國際制裁取消、南非全境開放後進來的那一批人。一直以來，南非當局難以對他們進行有效監管，一些聚居區滋生了黑幫、混亂、毒品和犯罪。在很多城市貧困人羣眼裏，外來移民是帶有“原罪”的難民、竊賊，是造成貧民社區進一步貧困、落後和混亂的“病毒”，侵蝕着南非的健康肌體。這是一種基於底層社區生態的樸素成見。

以黑人為主的新興中產階級認為，排外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在他們看來，國際資本、傳統白人經濟統治階層以及新興買辦、權力尋租階層共同掏空了南非的經濟實體。這些人寧願把財富轉移到歐美，也不願意在本土繼續投資。諷刺的是，儘管新興中產階級抨擊上層社會的背叛，但當他們自己實現階級跨越以後，也都迅速離開生養自己的貧民社區。

而以白人資本為代表的僱主羣體則認為，排外暴動首先是一個社會教育問題。南非舊種族隔離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班圖教育體系，以培養功能性的勞動力為目標。外來勞動力由於沒有經過班圖教育體系“閹割”，文化知識更全面、綜合技能水平更高、學習能力更強，同時還有更好的勞動意願，因此在用工市場上比本土勞動力更具競爭優勢。1994年以後，南非新政府基本沿用了班圖體系。在僱主羣體看來，正是南非政府在教育改革上的不作為，才加劇了本土勞動機會的流失。

此外，選舉政治非但不能化解偏激的排外情緒，反而推波助瀾，大小政黨為謀取政治資本，不同程度地利用民眾的排外情緒作為選戰策略，散播在邊境築起更高隔離牆、在大城市建立移民隔離營地等觀點。

表面上看來，這一切彷彿是各個羣體為了自己的族羣利益而互相推諉的藉口。然而在南非這個社會分化嚴重的國家裏，這種從根本立場上產生的、不可調和的意見分歧及背後盤根錯節的誘因，集合起來才是這個國家社會經濟現實的真實寫照。“彩虹之國”的美名固然絢麗迷人，卻也讓不少人閲讀出南非國內涇渭分明、難以調和的無奈。從更宏觀的地方着眼，南非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動盪是世界經濟大動盪中不可分割的一環。與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南非經濟被世界大資本和大市場碾碎、進一步地功能化。

此次騷亂中，在南非謀生的華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但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為止，南非的排外並未特別針對華人。雖然的確有在動亂區的華人商鋪遭洗劫的情況，今年來針對中國人的惡性案件也在上升。但這都是南非整體治安惡化的一部分。絕大多數華人華商，在南非大部分地區受到當地社區接受與歡迎。因為他們帶來的更多是直接的就業機會與社區生活便利化。因此無需把排外與排華做相關聯繫，進而對南非現狀做出過度反應。

近年來，對南非自1994年來在社會經濟治理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國內互聯網有不少關注，其中不乏曲解和誤讀的成分。事實上，無論什麼人種、什麼民族，但凡經歷了南非曾經經歷過的歷史，繼承了畸形社會經濟體制的遺毒，面臨着世界前所未有之大變局，很難説會做得比南非現政府更好。我們在看待這個遠隔重洋的國家及其所處的非洲大陸時，應對它複雜的現實多一份瞭解與理解，避免製造獵奇、歧視、恐慌和刻板印象。

應該意識到，其中一些描述、態度和聲音會通過網絡彙集，被其他國家接收和再傳播，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歪曲解讀或利用。目前在南非，已經有不少歐美學者以及南非商人，在社交媒體和大學課堂中，選擇性援引中國社交媒體的偏激留言和信息，誇大為所謂中國人對非洲的整體不友好。西方一直想在非洲塑造一個“邪惡中國”，他們的由頭早已不限於民主、人權，而是通過煽動年輕人的生存焦慮及本土情緒，臆造出中國“傲慢”“資本剝削”和“新納粹主義”的形象，妄圖以此打斷非洲年輕一代對中國的好感與支持。對這些選擇性的經過加工的信息，普通人往往缺乏辨別能力，可能會受其影響，這是值得我們注意和警惕的。(作者是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