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傳紅：南南互助合作超越傳統西方模式

二戰結束以來，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對外援助逐漸由個別國家的動議變成一個全球性的複雜議題。但西方傳統援助國名義上的“利他主義”與“捆綁援助”實踐，使對外援助一直沒有擺脱來自受援國“特洛伊木馬”式的質疑。

上世紀70年代，在世界銀行和國際勞工組織推動下，減貧成為對外援助的核心議題。此後，減少全球貧困和縮小貧富差距成為西方國家提供對外援助的倫理道德基礎，對外援助話語逐漸由慈善行為轉變為發達國家幫助欠發達國家的一種道義責任。上世紀90年代後，發展合作逐漸取代對外援助的説法，成為當代國際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傳統援助國對南方國家提供的發展援助，尤其在減少貧困和健康領域的發展干預，依然得到受援國的接受和認可。

然而，這種長期形成的“援助國—被援助國”二元架構在過去十幾年間受到巨大挑戰。一方面因其很難擺脱殖民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制度特徵;另一方面，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社會對援助有效性的討論，也增加了對傳統援助方式的質疑和反思。更重要的是，近年來的全球經濟不振侵蝕了各國的發展可持續性，導致官方發展援助預算大幅削減。援助國與被援助國都產生援助疲勞。

與此相應的是過去十幾年來南方國家不斷崛起，南南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新興經濟體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額也大幅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南南合作提倡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則，以及基於自身發展經驗所分享的最佳實踐，不斷衝擊着長期以來形成的國際發展架構，對重塑國際發展格局發揮着越來越明顯的作用，南南發展合作的作用逐漸由邊緣向中心轉移。

西方社會在不斷學習南南合作實踐的同時，也在更新自己的發展援助話語和機制，試圖將南南發展合作納入它們主導的發展援助體系，鞏固它們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的知識和倫理霸權，但南方國家的知識覺醒使它們的這一努力變得異常艱難。南方國家打造新型南南發展合作、構建新國際發展倫理迎來有利條件。南方國家也已為此做出努力，比如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就是對“南北”二元架構理論的超越。

在此背景下，南方國家需要把握歷史機遇，在南南發展合作知識生產和話語構建方面發出一致聲音，為打造新型南南發展合作、構建新型國際發展倫理做出努力：

一、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凸顯南南發展合作的比較優勢。不強制發展夥伴國按照別國模式設計自己的發展目標和政策，而是強調夥伴國自身優勢、特色以及對發展模式的自主選擇，是南南發展合作伙伴國之間天然的平等性和接受國自主性的重要體現，較之西方國家長期主導的單一模式具有巨大制度優勢，這一點在構建新型南南發展合作伙伴關係中必須堅持。

二、強調南方國家之間發展經驗的相似性和相關性。相似的歷史遭遇和發展階段決定了南方國家間的發展經驗更具借鑑意義。南方國家可以有選擇性和針對性地分享自己某一方面成功經驗。比如曾遭受衝突傷害的國家，可向仍在遭受戰亂或正面臨重建的國家分享自己衝突後的發展經驗等。

三、與南北合作倡導的道義責任不同，南南發展合作應是基於新實用主義的。與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提供對外援助時的環境不同，現在提供援助的夥伴國很多還面臨來自國內的發展挑戰，接受援助的夥伴國也越來越要求減少對援助的依賴性，實現自主。因此，新型南南發展合作從長期來看一定是促進雙方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的，這一點對促進南南發展合作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

四、倡導南南合作伙伴國之間相互學習、借鑑政策和實踐經驗，為南南發展合作的合法性奠定基礎。與南北合作具有一系列完整的制度體系不同，新型南南發展合作起步晚，無論對提供方還是接受方來説，都缺乏足夠經驗和制度支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夥伴國之間需要相互學習、不斷探索，才能找到契合雙方利益的合作點，提高發展合作的有效性。

總之，挖掘南方國家的內生動力，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和多邊主義應是南南發展合作的重要倫理依據。以此為基礎形成的新型南南發展合作知識話語體系，將為創建新型國際發展架構，並在實踐層面促進區域和全球發展做出重大而有意義的貢獻。(作者是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中國南南農業合作學院國際發展援助研究中心主任)